2015年08月09日20:14 來源：《解放日報》 作者：王萌萌 點擊: 次
與八年前開始寫長篇小說一樣，我最初扛起攝像機拍片也是毫無經驗的菜鳥。緣起是與香港一家公益基金會合作，對方在云南紅河州做教育革新項目，想拍攝一部反映云南山區教育現狀的紀錄片。曾經在那里支教的經歷和多年來與當地師生密切聯系、為貧困學生尋找結對助學人的行為，讓我看起來很適合做此片的編導。我也正在尋求新的突破，便接下這項工作，結合對方的要求和自己的構思，確定了以少數民族女教師的自我成長作為紀錄片的主題。
一般情況下，不常上鏡的普通人一旦面對鏡頭就會緊張，要么拘謹慌亂、要么夸張做作。馬老師則很快就適應了我的鏡頭，她漸漸把攝像機當成了我的一部分，幾乎忽略了它的存在。鏡頭前的她行動自然、哭笑隨性，既無矯飾遮掩也無刻意表現。然而，拍攝者與拍攝對象太過熟悉對于紀錄片的拍攝來說卻未必全是益處，因為紀錄片的真實性原則要求創作者保持客觀和理性。但是每當我開始這項工作，就會默默提醒自己，不參與、不干擾，尊重人、尊重現實，絕不凌駕于現實之上。
傳奇的紀錄電影之父羅伯特·弗拉哈迪曾經說過：“你不可能像文學說得那么多，但卻能以更強有力的方式說出你想要說的話。”因為影像比文字更加直接、更具有沖擊力，可以觸碰到人心最柔軟的地方，從而引發共鳴。
一個傍晚，我們要去黃茅嶺中心校附近一個寨子吃飯，路過一戶之前拍攝采訪過的女學生家。這個哈尼族女孩父母離異，跟外婆相依為命，平日主要靠上山采野菜和收廢品維持生活。當時恰好碰上她和外婆收廢品回來。一老一少兩個矮小女子深深彎著腰，馱著捆扎在一起如小山一樣的廢紙板、塑料瓶。夕陽逆光下，她們慢慢走近，形態如負重的牛。看見我們，女孩趕忙卸下重負，跑進家中抱出兩捆野菜送來。那是祖孫倆微薄收入的來源，馬老師不忍要，女孩就硬塞給她。當我們收下，女孩笑起來，笑得那樣喜悅和滿足。馬老師和同行的愛心資助人卻都哭了。一直在拍攝的我，極力控制內心的情緒起伏，把鏡頭推近再推近，近到能看見淚珠從眼眶邊緣溢出，順著臉頰緩緩淌下，近到野菜汁水飽滿的嫩梗和女孩傷痕累累的小手同樣清晰。
拍紀錄片最大的難點是，你永遠無法準確地預計下一秒會拍到什么。有一次，我在馬老師家中采訪她，拍攝結束后，一名女生來求助。這個傣族的女孩父親病重，姐姐摔傷了腰只能臥床，離家多時的母親終于回來，卻只是短暫停留。她哭著懇求母親別走，得到的卻是斥責與離棄。
她反復問馬老師，是不是自己不夠好，所以得不到母親的愛，她因此從各方面否定自我，把生活中所有的問題都歸咎于自己。女孩的哭訴和疑問令馬老師許久失語。也許她不知道怎樣對一個五年級的孩子說清楚生活的殘酷和人性的自私，也許她在思量如何能分擔和消減對方的痛苦，也許她只是感到深重的無奈與疲倦。她的神情剎那間有極微妙復雜的變化，房間里靜得時間仿若停滯，而我發覺隨身帶的兩節電池電量都將用光。在電池徹底沒電之前我倉促地拍攝了一會兒，來不及好好調整光線和角度，記錄下的是不夠理想的畫面與聲音。一年后，我再一次聽到的關于這個女孩的消息，是她已經被父親逼迫出嫁。那年她才十三歲。
囿于經費限制和同事的日程安排，拍攝此片期間我大多數時間算是孤軍奮戰。除攝像機外，一支三腳架和話筒等若干基本配件就是我全部裝備。沒有人打燈舉反光板，更沒有搖臂和軌道。不專業是必然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現有條件下多拍、巧拍。等待、重復、琢磨、嘗試，保持敏銳、保持耐心、保持激情、保持真誠。
就是真誠，不論寫作還是拍片，這是我素來秉持的原則。我理解的真誠是態度上的用心和方式上的恰當。我不懂玄奧高深的理論和精妙超絕的技巧，也不會為了片子好看刻意激化矛盾或者無中生有地編排什么，只是盡可能前往現場，不論是步行多時才能抵達的偏遠村寨還是喧囂熙攘的都市街頭，盡可能貼近人心，不論是片子的主人公還是只采訪十分鐘的學生家長。
每次拍攝期間，從早到晚除了吃飯睡覺，我幾乎攝像機不離手。每次有人想要幫忙，都被我婉拒。“人在機在”成了我的口頭語。久而久之，右臂適應了這機器的重量，再也不覺得累。偶然一天，竟發覺右手掌生出了繭子。曾經因為嫌麻煩不愿帶三腳架，尤其是爬山或者走長路跟拍的時候。回看素材時被關鍵處的晃動搞得懊惱不已，方知道拍片不能有絲毫懈怠。從此老老實實把三腳架隨身帶，不少同行人尤其是馬老師的先生經常為我做背夫和助理。當拍攝現場的條件無法使用三腳架時，我就靠在門框上、樹上、坐在石頭上、地上，把機器放在腿上，桌椅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東西保持平穩。
穩定不但能保證影像的質量，還能激發創造力。當心隨著身體沉靜下來，不帶有任何主觀投射地純粹地去看鏡頭里的影像，潛意識就活躍起來，所見所感都變得更加細膩豐富，靈感自然而生。
“時間是紀錄片的第一要素”是日本著名的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始終堅持的信條。這位制作片子過程中以“盡可能待在現場”聞名的導演，為了拍片帶領攝制組在日本最貧窮的山村里同農民一起種水稻，他的片子拍攝時間常在五六年、最長甚至達十三年。我當然無法也無力模仿小川導演的這種拍攝方法，但是經過這部紀錄長片的制作，我深切體悟到時間跨度對于紀錄片的重要性。
三年來拍攝的素材總長近六十個小時，只有我自己最熟悉它們，若想把片子做成我設想的樣子，只能親自做剪輯。整理素材花了很長時間，同時我開始寫腳本、學習使用剪輯軟件。然后現學現用，一點點摸索著剪輯。起初我一度困惑，擔心這部片子過于平實。因為我的拍攝對象，不論是馬老師還是其他在片子中出現過的人，都屬于這世間最平凡的群體。他們的生活在正常的時間維度里看來再平淡不過，縱使有沖突變化也不足為奇。但是當剪輯進行過半，我有了新的看法。通過剪輯，將看似平淡的片段分解，將前后、遠近、長短、快慢在不違背真實性的基礎之上重組，就會形成富有戲劇性的觀感。
這三年里，我拍攝的對象和我自己的生活都在改變。
馬老師的女兒嬋娟參加了高考，從云南山區來到上海讀大學，走上了一條與他們當地祖祖輩輩女性都不同的路。我拍下了她高考的過程和大學一年級暑假在上海勤工儉學的片段。
我結對資助的苗族孤兒小美初中畢業那年失去了從小最疼愛她的奶奶，卻在馬老師和我的關懷勉勵下刻苦備考升入高中。我拍下了她奶奶去世前一年的樣子和小美上高中后的生活狀態。
作為黃茅嶺中心小學第一個學會使用電腦的人和微機課的任課教師，馬老師是聯結貧困學生與愛心資助人的橋梁，也是帶領學生們了解外面世界的引路人。她付出愛心，收獲了信賴，但同時也承受著誤解和委屈。在本片拍攝期間，她的崗位被無故調動，如今的她是幼兒園班的老師。我拍下了她給學生上最后一節微機課時的不舍以及她現在帶幼兒班孩子們做游戲時的歡樂。
原先連攝像機都端不穩的我，經過這一場摸爬滾打、邊學邊做的歷練，從二十多歲到三十多歲，集編導、攝、后期于一身，成為這部公益紀錄長片《書術夢嫫》（彝語：女教師）的主創者。
最終完成的版本在我自己看來也并不滿意，雖然我已盡力，卻還是因為各種原因造成不少無法彌補的遺憾。但我無比感恩這首次拍攝紀錄片的歷程，因為它讓我感受到良師益友們耐心、持久、不表露于外卻實實在在的支持，更讓我學會不時以出離和濃縮的視角看待生活，領略到無處不在的詩性。
倘若我們回頭，將自己過往濃縮剪輯成一部影片。就會看見，每一點柴米油鹽的瑣碎，每一次默默承受的隱忍，每一分不見回報的付出，每一回看似無用的折騰；還有黑夜里獨自流下的淚水和趕路中錯過的景致……這一切，是組成今天之“我”的瞬間，也是通往明日之“我”的途徑，更是累積力量、孕育從容、滋養豐盛，凝結成詩的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