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6月29日16:23 來源：《最好的時光》 作者：簡平 點擊: 次
簡平，是一位新聞記者和編輯，也是一位電影和電視劇制片人，他的作品獲得過“電影華表獎”、“電視劇飛天獎”和“電視文藝星光獎”。他業(yè)余從事寫作，以兒童文學和報告文學為主。同時，他也是一位癌癥患者。以下這篇文章摘自簡平的新著《最好的時光》。《最好的時光》作為一部自傳體的紀實散文，講述了簡平從2011年12月至2015年12月的4年間所經歷的充滿艱難、痛苦、悲傷，也充滿勇氣、信念、理想的日子。就像簡平所說的，“也許只有在生死交接的感悟中，才能體會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
這個夏天，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加入了上海市癌癥康復俱樂部。
一天，作家施月波女士與作家、藏書家韋泱先生來看望我時，向我說起了她罹患乳腺癌近20年來所經歷過的慘烈的痛苦，但是，她說她也得到了許多的快樂。我聽后很是驚詫，痛苦是如此凄然，哪里還會有什么快樂？她告訴我說，她病后就成了一位志愿者，曾擔任過楊浦區(qū)癌癥康復俱樂部的會長，這些年來，她向幾千名癌癥患者伸出援手，幫助他們渡過難關。看到施月波臉上蕩漾著的真誠的笑意，我心生敬佩。施月波說，她要為我介紹一位同樣患有胃癌的病友，她說，同病種病友之間更加容易交流，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實質性的幫助。
就這樣，經施月波的介紹，我認識了上海市癌癥康復俱樂部所主辦的《康復通訊》的主編李輝女士。李輝已有20多年的胃癌史了，她也是一位知性女子，熱情，誠懇，善良，以助人為樂。我和她約在上海市癌癥康復俱樂部見面。俱樂部位于浦東楊高中路2795號的希愛大樓里，我那天如約而至，不料辦公室里竟是空無一人。后來，我才知道，李輝之所以讓我那天去跟她見面，實在是用心良苦。
那天，是俱樂部旗下的癌癥康復學校第八十三期學習班開學的日子，我去的時候，李輝他們這些志愿者都去張羅開學典禮了。我一路詢問，當我走進舉行典禮的會場時，立刻就被一股熱浪撼動了。
李輝已在第一排為我留出了位子。我回頭望去，竟然有那么多的癌癥患者，他們都是這一期學習班的學員，也都是患病不久的新病人。學習班每期三周，病友們吃住在一起，由腫瘤專家進行康復指導，還教授適于癌癥患者鍛煉的郭林氣功。為了鼓勵病友提升士氣，先前的老學員紛紛上臺現身說法，其中有十幾位還表演了集體詩朗誦《昨天、今天和明天》。他們的朗誦并不婉轉動聽、抑揚頓挫，可以說只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在發(fā)聲而已，即便這樣，還并不清晰，但是，他們的聲音卻讓我感受到一種超乎尋常的力量。原來，他們都是喉癌患者，手術切除后都沒有了聲帶。最初的日子里，他們完全陷入了絕望中，除了病痛，不能再開口說話，這給了他們無比沉重的打擊。為了能與人溝通，只能隨身帶一疊紙頭，或者一塊小黑板，他們因此而感到失去了做人的尊嚴。為了能讓他們走出自卑的沉重陰影，康復學校教他們練習運用食管發(fā)聲，使他們得以重新學會說話。
李輝曾做過廠里的廣播員，她為他們做朗誦引導。李輝告訴我，這是很艱難的學習過程，常常會練得咳出血來，而常人是無法體會那份艱辛的，如果沒有對生命、對生活的熱愛和覺悟，是不可能堅持下來的。我聽后，感到非常震撼，我覺得自己聽到了世界上最美的聲音了，因為他們賦予了聲音以生命的品質。
開學典禮結束后，李輝還帶我去見了上海市癌癥康復俱樂部的創(chuàng)辦人、會長袁正平先生。1980年，新婚才七天的袁正平因高燒被送進醫(yī)院，結果被診斷為晚期惡性淋巴瘤，并已轉移到髖關節(jié)。癱倒在病床上的袁正平想到了死，但最終他戰(zhàn)勝恐懼和絕望，奇跡般地站立了起來。袁正平病后每天堅持鍛煉身體，從一開始站立5分鐘就會雙腿顫抖，到后來可以持續(xù)4個小時。但他感到十分孤獨與自卑，在了解到其他癌癥患者與他有著相同的感覺后，他產生了成立抗癌組織抱團治病的想法。1989年，在上海北京西路一條弄堂內的送牛奶的小棚屋里，上海市癌癥復康俱樂部誕生了——這是中國第一個癌癥患者的草根組織，初創(chuàng)時只有10來個人，而現在已擁有10000多名會員。如今，這樣一種群體抗癌的模式已經烈火燎原，遍地開花，激勵著越來越多的癌癥患者勇敢、樂觀地生活下去。袁正平對我說：“這3年是最重要的，一定要調整好，加強鍛煉，防止復發(fā)和轉移，以3年來換得今后的30年，這是合算的。”李輝也對我說：“對癌癥患者來說，心態(tài)積極樂觀是最重要的，快樂可以提高免疫力，所以生了病后，應該腦子里每天只想休息，就想吃點啥，玩點啥；我們很多人都總結說，要做到這么三點：人要懶一點，嘴要饞一點，腦子要笨一點。”我想，他們是正確的，明智的。
我當天便提交了申請報告，成為上海市癌癥康復俱樂部的一員。
古往今來，全世界的哲學家、文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醫(yī)學家……始終糾纏著一個問題，反復探索，雖說著作浩如煙海，但仍不得其解，繁瑣有加，那便是“快樂源于何處？”那天，當施月波跟我聊起她的痛苦與快樂時，說實話，我還沒有明晰的認識。而當我踏進上海市癌癥康復俱樂部，看到墻上寫著的一句話時，我覺得茅塞頓開，這個世界性難題已然破解——“人活著要讓自己有用”。即便重疴在身，或者深陷窘境，自己也不是一個廢物，一個無用之人，照樣可以去關懷和幫助他人，并且從中獲得生命的尊嚴和意義，這也便是最高境界的快樂了。
每個康復俱樂部的成員，從根本上說，就是一位志愿者，他們的共識就是：哪怕只能微微一笑，也是給予世界的最大奉獻。
我從參加癌癥康復俱樂部的第一天起，就感覺匯入到了一個充滿溫暖和快樂的大家庭里，我相信每個成員都不會否認從中得到了許多的幫助和鼓勵，我也同樣相信，沒有一個成員不想著要為別人做些什么。
我所在的虹口區(qū)癌癥康復俱樂部的首任會長殷小玲女士很快就聯(lián)系上了我。殷小玲被稱作是“在手術刀上跳舞的抗癌明星”，我在魯迅公園中日青年世代友好鐘前一眼就認出了滿臉刀疤的她。殷小玲在1990年得了“癌中之癌”——鼻腔壞死性肉芽腫瘤，被醫(yī)生宣判只有6個月的存活期，但她在經歷了6次大手術后，奇跡般地活了下來。一次次的手術，讓原本美麗的她變得面目全非，但她也變得無比強大起來。殷小玲的郭林氣功是得到創(chuàng)始人、畫家、宮頸癌患者郭林女士的弟子親授的，所以深有感悟，因此，大家也很想跟著她一起練習，她便在魯迅公園設了教學點，免費指導俱樂部成員。我后來深得她好評，是因為盡管我動作做得不夠到位，甚至有一次“表演”給李輝他們看時引得哄堂大笑，但我一直堅持著，只要有空，總能在我家小區(qū)里的一條幾乎無人行走的小徑上看到我在鍛煉的身影。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網友的來信，他是從我的博客上得到我的電子郵箱的。這位網友是中國防災科技學院的大二學生，名叫田兆陽。他在信中告訴我，他患了胃癌，并做了全胃切除術。他說，手術后他就開始了化療，醫(yī)生說他得化療12次。可他現在越來越害怕了，每次化療都讓他感到無比痛苦，最近一次差點都受不了了，他都想放棄了，“意氣與肌體都已經讓我精疲力盡”。
讀著這樣的來信，我非常難過，這個男孩正在如山花爛漫的年紀，卻在風華正茂的時候罹患癌癥，還遭受這樣的身心痛苦，實在令人心疼。我無法判斷他是否真的需要忍受非人的折磨做完整整12次的化療，但我想幫助他完成每一次的治療。
我給田兆陽回復了一封郵件，我說，我決定當你每一次去做化療時，我都陪伴著你。我作出這個決定時，感受到無比的快樂。
田兆陽生病后休學回到了山東德州老家，他的化療最初是在天津的醫(yī)院進行的，現在就在當地醫(yī)院做。我自然無法做到親自前往德州，但我想通過電話給到他一點精神上的安撫。我跟他約定，他每次住院前先告訴我，然后在一整個療程中，我天天給他打長途電話，問候他，鼓勵他，讓他盡量放松下來。我跟他還在網上一起看女畫家、淋巴癌患者熊頓記錄自己與癌癥抗爭的連載漫畫《滾蛋吧，腫瘤君！》，這部漫畫是熊頓遞送給所有人的樂觀與溫暖，同樣在生命危在旦夕之際，表明了自己是一個“有用”的人。熊頓于這一年的11月病逝。3年之后的夏天，我坐在電影院里，觀看了根據她的漫畫改編的同名電影，我是最后一個離開影廳的觀眾，直到銀幕上走完了最后一幀片尾字幕，燈光大亮，我這才站起身來，我沒有流淚，填滿心中的都是當時她留給我和田兆陽的快樂和勇氣。
就這樣，在田兆陽后面長達4個多月的化療期間，我每一次都成了他的電話陪伴者。那天中午，我照例給他打去電話，因為我知道這天應該是他最難受、毒副反應最嚴重的一天。結果，是他姑姑田曉暉女士接的電話，說他現在很難受，以致都沒有氣力接聽電話，我便讓他姑姑轉達我的問候。他姑姑這才知道，原來我與田兆陽有過這樣的“盟約”。后來，他姑姑也給我發(fā)來了郵件，她在信中說：“對他來說，醫(yī)院就是一種蠱，離開了才會高興，所以你每次給他打電話，他都特別開心，顯出難得的好狀態(tài)。在他心里，你現在成了一株大樹，他都有點依賴于你了，或許因為有了你，他對未來的希望多了亮色！”我想，其實，我并沒能為他做些實實在在的事，只是給他打打電話而已，但即便這樣，我每次與他通話都是充滿真心誠意的，能讓他在痛苦無助的時候感受到有一個人可以給他以精神的支撐，同他患難與共。這也就是“一份友情，一份動力”。
終于，田兆陽完成了全部的化療，堅強地熬了過來。他給我打來電話，聲音里充滿了欣喜。他說，你知道嗎？我的勝利就是你的勝利，而你的勝利就是我的勝利。有一句拉丁文 uva uvam videndo varia fit，意思是說一棵葡萄樹看見另一棵葡萄樹變色，就會跟著變色。然后，他又跟我說：“最近看到一句話：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認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熱愛生活。我不敢談英雄主義，但可以向這個方向去努力。”我一邊聽著，一邊流下了無聲的淚水。我想，事實上，我們所謂的勇敢和堅強，都只是出于無奈，我們本不是什么強者，我們也害怕別人稱我們是強者，因為代價太大，承受不了，只是在走投無路中，也只有這樣一種于己于人最好的選擇而已——說實話，我們之所以作出這樣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愛著自己和自己所愛的人。
我跟田兆陽保持著電話聯(lián)系，直到他重新返回校園。
我們如此同甘共苦，卻從來未曾謀面。一直到2014年3月，我們終于在北京碰頭了，那天，京城在多日霧霾后一展碧藍的天空，我約他一起去鑼鼓巷游玩，在那里我買了一只碩大的拼版地球儀送他，我真心希望有朝一日他能走遍世界。
（摘自簡平所著《最好的時光》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