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3月13日16:43 來源：上海觀察 作者：張熠 點擊: 次
“走進這里，不會寫詩的人想寫詩，不會畫畫的人想畫畫，不會唱歌的人想唱歌，感覺美妙極了。”80多年前，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如此贊揚武康路。時至今日，這條梧桐婆娑的道路上，仍保留著近30處名人故居。
由湖南路街道與大隱書局聯(lián)合舉辦的“行走梧桐樹下——歷史文脈系列講座”首講，由巴金故居館長周立民與現(xiàn)場聽眾分享“武康路的文學漫步”。他的故事從巴金故居開始，將巴老與師陀、鄭振鐸等作家的往事娓娓道來。
巴金客廳是半部中國文學史
武康路113號，是巴金故居所在地。他在上海有過幾十個“家”，這里是他最后的寓所，也是他在上海住得最長久的地方。
巴金故居建于1923年，曾為蘇聯(lián)商務代表處，由一棟主樓和兩棟輔樓及花園組成。1955年9月，巴金一家遷入，定居于此。在這里，巴金創(chuàng)作了著名的《隨想錄》，他在書中憶蕭珊、憶友人、講真實的故事。
“巴老喜歡有花園的房子，為了找到這處房子，他們也費了不少心思。”周立民說，巴金故居現(xiàn)在還保留著當時租房子的收據(jù)，房租頗高，平均每月要140多元。院內(nèi)一株玉蘭，佝僂著身子，需要靠繩子的牽引才能勉強保持站立。據(jù)說，巴老最愛玉蘭，花園內(nèi)的玉蘭、櫻花等花木多是他親手種植。
喬遷不久，在《一九五六年新年隨筆》中，巴金描繪了新居生活的歡欣：“我坐在床沿上對五歲的男孩講故事，躺在被窩里的孩子睜大眼睛安靜地聽著，他的母親走過來望著他漆黑發(fā)亮的眼珠微笑。孩子的十歲的姐姐練好鋼琴上樓來了，一進門就親熱地喚‘媽媽’。母親轉過身去照料女兒，帶著她到浴室去了。樓下花園籬笆外面響起了一對過路的青年男女快樂的歌聲，歌聲不高，但是我們在房里聽得很清楚。”
周立民說，“113號巴金故居的客廳，差不多是半部中國文學史。”彼時，師陀住武康路280弄35號，孔羅蓀住泰安路115弄5號，張樂平住五原路288弄3號，王西彥住復興中路34號，柯靈住復興西路147號，離得都不遠，因此都是故居常客。再加上沈從文、曹禺、夏衍、唐弢，以及薩特、波伏娃，客廳里永遠高朋滿座。
巴金的客廳里，曾留下不少經(jīng)典照片。周立民介紹，有一幅名為《劫后的笑聲》的照片，定格了“文革”后，巴金與師陀、李濟生、孔羅蓀、張樂平、王西彥等友人談笑相聚的畫面。
左起：師陀、李濟生、巴金、孔羅蓀、張樂平、王西彥。
照片拍攝于1978年1月10日，巴金在日記中這樣記載：“午飯后濟生來，師陀、柯靈、西彥、羅蓀、樂平先后來。管理燈光照明的兩位同志和《文匯報》的兩位同志也都來了。祁鳴最后來。兩點半開始拍電視片，四點半結束。濟生留在我家吃晚飯，飯后同他閑談到九點。看書報。十一點半睡。”
半個多世紀以來，武康路的這座小院，在風風雨雨中見證了一代文學巨匠后半生的生命歷程。
“只有兩間”的師陀舊居
在整理文稿的過程中，周立民發(fā)現(xiàn)了幾頁夾在書中的稿紙，是巴金所寫的《懷念師陀》的文章。遺憾的是，文章并未寫完。
在文章中，巴金憶起與師陀間的交往，他寫道：“有一天師陀跟我開玩笑，他說：‘誰先死，就該誰寫懷念文章。’我比他早生幾年，很可能先離人世，師陀是難得的文章家，讀到他的懷念文章也是一種幸福，只是我和他之間已經(jīng)隔了一個世界，即使他實踐了諾言，我也擔心不容易理解他的感情。卻萬想不到寫文章的不是他，是我。拿起筆我的手指發(fā)抖，不單是由于我的病（帕金森氏綜合癥），更因為我害怕我寫不出我應該寫的東西。”足見兩人情誼之深。
巴金與師陀。
師陀對巴金也有評價，形容他：“下可以陪卑田院小兒，上可以陪玉皇大帝。”周立民說，巴老對待人很平等，且有一個原則，只要他走得動，凡來他家拜訪的朋友，他都會送到家門口。“以前有位老花匠，專門為上海作家協(xié)會整理花園。巴老家有很多花，有時候就請花匠幫忙拾掇。很多年之后，巴老和老花匠一家都一直保持著很密切的聯(lián)系。聯(lián)想到師陀的話，這是很值得深思的。”
師陀舊居位于武康路280弄35號。為獨立式建筑，裝飾簡潔，假三層建筑，黃色拉毛外墻，有東西兩座獨立的閣樓，分別對應33號和35號。
在1985年2月10日寫給夏征農(nóng)的信中，師陀描述了當時的居住狀況：“我的住房只有兩間，地板結構，共計面積五十二平方公尺。另外煤氣、大小衛(wèi)生間、灶間俱全，全部獨用。只因其中一間做我的書房、工作室、會客室，兼臥室；我兒子廿多歲了，仍和他媽媽同住一間，甚是不便。……”從1981年7月搬入，到1988年6月搬離，師陀在武康路總共住了7年。
鄭振鐸筆下的田園詩意
1943年至1945年，鄭振鐸為躲避日本侵略者迫害，曾隱居于高郵路5弄25號，當時住在二樓，有兩間房，分作臥室和書房。這棟住宅為二層磚混結構，雙坡頂，屋頂有一煙囪，淺色水泥拉毛外墻開矩形窗洞。
“鄭振鐸與巴金沒有在同一時段居住在武康路。有意思的是，現(xiàn)在能看到的最直接描寫武康路的文字，是鄭振鐸留下的。”周立民賣了個關子，“那時候的武康路可不是現(xiàn)在的樣子，而是很田園化、很詩化。”
鄭振鐸在文章中寫道：“這個地方是上海最清靜的住宅區(qū)。四周圍都是蔬圃，時時可見農(nóng)人們翻土、下肥、播種；種的是麥子、珍珠米、麻、棉、菠菜、卷心菜以及花生等等。有許多樹林，垂柳尤多，春天的時候，柳絮滿天飛舞，在地上打滾，越滾越大。一下雨，處處都是蛙鳴。早上一起身，窗外的鳥聲仿佛在喧鬧。推開了窗，滿眼的綠色。”幾十年后再重走武康路，已很難想見當時的光景。
“生活里，需要給文學留點位置。武康路的獨特性，在于它是歷史與記憶鋪陳的人文之路，因此不斷值得我們?nèi)グl(fā)掘。”周立民說，工作之余，自己常在武康路散步，走到老宅子門口，時常感慨萬千，“不經(jīng)意間就和歷史相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