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4月18日10:37 來源：未知 作者：研究室 點擊: 次
提到俄羅斯文學，許多中國讀者往往想到的是下面這一串名字：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帕斯捷爾納克、巴別爾等，但對于布爾加科夫、勃留索夫、索洛古勃、安德列·別雷、布寧、安德烈耶夫等人則遠沒有上述名字那么耳熟能詳。近日，由浙江文藝出版社推出的“雙頭鷹經典”將為中國讀者拓寬補充對于俄羅斯文學的視野。
4月15日下午，“白銀時代的偉大作家與不朽作品——‘雙頭鷹經典’第1輯新書首發式”在上海舉行。作家孫甘露、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鄭體武、翻譯家曹元勇進行了對談。
“雙頭鷹經典”第1輯共收錄五部作品，分別是《逃亡——布爾加科夫劇作集》、《大師和瑪格麗特》、《莫里哀先生傳》、《南十字星共和國——俄國象征派小說選》、《燃燒的天使》。
提到這套系列叢書的緣起，曹元勇表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一方面大規模引進西方20世紀的現代主義文學，另一方面，俄羅斯白銀時代眾多詩人作家的作品得到大規模的介紹與翻譯，但是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著全球政治科學的劇變和全球經濟發展影響，在中國圖書市場上，西歐、美日文學大行其道，除了托爾斯泰等一些主要經典作家，俄羅斯文學被邊緣化。近幾年隨著詩歌熱的回潮，白銀時代的重要詩人作品再次得到廣泛關注，不同民族文學的文化是多元的，在世界宏大文學格局當中，俄羅斯包括前蘇聯時期的一系列杰出作家，如阿德列·別雷等理應擁有他們不容忽視的位置。
曹元勇表示，這套叢書容納了20名俄國包括前蘇聯時期大部分重量級的作家，但不是中國讀者耳熟能詳的作家。他也希望通過這套書成規模的出版，拓展我們的文學視閾，給我們當下過度市場化的中國文學生態注入一點異質的東西。
白銀時代文化大包容，無暇顧及民族性
在文學史上，白銀時代這個術語專門指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俄國文學，那是俄國文學繼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之后又一個風起云涌、群星璀璨的文學時代。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俄國歷史上的轉折時期，轉折時期在任何一個國家都包括了文化轉型期。
鄭體武談到，普希金作為俄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引導俄國文學走向成熟，但走向成熟之前，作家們往往無暇顧及民族性。正如中國的五四運動推動了中國新文學，但要經過一代人的努力，到三十年代后期，當中國現代文學已經具備成熟心態的時候，現代中國作家才開始思考文學的民族性問題。
鄭體武特別著重強調了當時俄國文學的世界主義。在那個年代，俄國作家們大量使用外國題材，世界文化和俄羅斯文化在當時不被看成是對立的。“當時的詩人們一會兒寫日本，一會兒寫非洲，一會兒寫古代，一會兒寫現當代，上下幾千年，從詩所用的語言來看，經常用拉丁語、法語作為一本詩集的名稱。”
為什么白銀時代的俄國文學有如此強烈的世界主義色彩？孫甘露提到，在中國，尤其在現當代，如果一個作家把非本土的題材拿來作為文學創作的內容是不可想象的，會被認為是負面的。他曾當面問過著名秘魯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略薩，他們那代人被認為是受西方影響的，會不會像中國作家那樣有一種焦慮，“好像你如果是受西方文學影響的話，你就是次一級的作家，受中國傳統文學影響才是正宗的，才有正當性合法性”，略薩告訴孫甘露，在他那個年代，不存在這個問題。
對于俄羅斯作家會大量寫其它國家、民族的題材，曹元勇的解釋是，因為俄羅斯本來就和西方有很深的文化淵源，而中國的傳統不太一樣。但他也認為，隨著中國在21世紀以來以如此龐大的經濟體融入世界，至少從小說的素材上，世界的元素應該越來越多。“寫一個以上海為題材的小說，假如沒有外國人，沒有外灘那些東西，那是上海嗎？”
鄭體武談到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俄國白銀時代的作家們奉行的文學觀是“人生如戲”，生活即藝術，藝術即生活，要像藝術家那樣生活，要像人一樣去創作，在日常生活中像藝術家，同時日常生活要反映在創作當中。他以勃留索夫為例，作為象征派作家，他的日常生活跟他小說里寫的幾乎驚人的相似。勃留索夫有一部作品的女主人公叫萊娜卡，現實中，勃留索夫的確有一個情人，叫尼娜·彼得羅·芙斯卡婭，她跟好幾位大師都有情侶關系，三角戀在當時的現代派圈子里很普遍，阿德列·別雷生活當中總扮演第三者。在今天，藝術家之間這種自愿的、歡樂的三角關系有點難以想象。但對那個時代的作家來說，“能這樣寫劇本，為什么生活當中不能這樣做？把藝術的生活付諸現實的生活都是浪漫主義。他們之間都能夠互相理解，互相激勵。”
一個作家是本民族語言的陌生人
孫甘露提到，柴可夫斯基在當時的俄羅斯不被認為是俄羅斯的，前些年的著名俄羅斯電影《西伯利亞的理發師》在俄羅斯國內也遭到傳統派強烈批評。孫甘露認為，一個好的作家總是有某種語言的異質性，他從自己的母語中、傳統中發掘那種異質性的東西，要突破已經形成或者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凝固的經驗，如此才能讓一個國家的語言豐富。“這種異質性的東西是活躍的東西，新鮮的東西。在具體不同的國家、民族，以及歷史時代，在一些藝術家身上，尤其像我們講的所謂的現代派，是一種挑戰性的、革命性的寫作。”
而關于民族傳統和異質性的關系，孫甘露認為民族傳統是作家的根本，無法去除，而且作家也無需強調民族傳統，因為它就在血液里。“博爾赫斯以前說，一個阿拉伯作家不會成天寫駱駝、沙漠這些，因為這些就在日常生活里。誰成天愛說駱駝和沙漠？旅游者。來了之后回去發朋友圈。”而作家為什么要強調異質性，因為“一個作家應該是本民族語言的陌生人，他在這個語言里，但應該像一個外國人一樣打量自己的語言”。
而鄭體武認為，文學家、詩人和其他的文字工作者寫作者不一樣的地方在于，文學作為語言的藝術，詩人、作家要先鋒，引導文學語言向前發展。“一個好的作家，好的詩人，語言不一樣，如何達到陌生化的效果，從哪兒來？借鑒他山之石。”
鄭體武也提到馬爾克斯《百年孤獨》開頭那句“許多年以后,面對行刑隊的時候,奧雷良諾·布恩迪亞上校一定會想起父親帶他去看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對八十年代的中國作家的沖擊，因為它提出了一種完全不一樣的敘述方式，一種不同尋常的表達。“這種表達突破了漢語的承受能力，我們要試驗漢語的承受能力，試驗漢語的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