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4月24日17:33 來源：思南讀書會 作者：思南讀書會 點擊: 次
從左至右為王幸、李偉長、張定浩、雷小雪
11月11日下午，張定浩攜新書《職業的和業余的小說家》作客思南讀書會，與評論家李偉長、側耳團隊成員王幸與雷小雪三位嘉賓一起，共同探討文學閱讀、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的關系。
寫詩的評論家
詩人通常被認為是感性的，評論家是理性的。但是，身兼詩人與評論家的雙重身份，張定浩表示詩歌創作與批評寫作是內在相通的。他認為，寫詩“也需要情感的邏輯，是一個理性參與的過程”；而批評是“誠實地描述一種激情，而不是解釋它”，二者都是用語言建立一個平臺，嘗試交流，“從我走向你，從你走向我”，用最簡單的方式建立一個文化共同體。“我覺得寫作時始終有一種隱含的普通讀者的對象，而在寫詩的時候可能會想著更加親密的對象，我跟一個更加親密的人達到一種交流，但始終是一個對話的過程。”張定浩說。
張定浩
對于張定浩所說的“共通的東西”，雷小雪也提出：“詩人也好，做評論也好，共通的是，他其實應該是哲人，不管是什么文體，應該有哲人的思想。”雷小雪表示詩歌可以漂亮地掩藏自己的看法，但是文學評論卻需要直言不諱、犀利深刻，作為詩人兼評論家，張定浩如何處理兩種不同的身份？
對此，張定浩談到，“寫評論像一個工作，你是有途徑的，你知道要讀哪些書，每次給自己挖一個很大的坑，但它畢竟是一個勞作性的東西。但是寫詩是一個很虛無的事情，所以我寫得很少，也不是說懶惰，我是等待詩歌降臨的狀態，而且它跟評論不一樣，評論我是自己可以控制的，詩歌有時候是你控制不了的東西。”
詩人、評論家、飲者，這是評論家李偉長眼中的張定浩。“這是一個連喝酒都很認真的人，可想而知，寫評論的時候會怎樣認真。”作為一個真誠的“有批評精神的評論家”，“張定浩寫文章，其實消耗很大，他在寫評論的時候，會從一個文學觀念、一種想法進去，而那一段實際上在以后的寫作中是很難重復的。”比如，他談論蘇童時，會提到長篇小說的計劃性；談到馬原，會討論一個作家如何反復沖擊某一個母題；評論余華，會提到社會新聞如何進入小說；分析閻連科時，著重闡述“善”與“惡”的觀念。
李偉長
李偉長說，張定浩是在通過評論寫作，與寫作者、與文本、與現實本身進行對話，他能夠感知到“文學問題”，也能夠說清楚這些“問題”，比如什么是愛，何謂憐憫，小說家的任務是什么。同時，作為一個詩人，張定浩的詩歌也受益于對傳統古典詩歌如古詩十九首的研讀，他對詞語的敏感度使得他的用詞極其講究。“一個詩人是最知道詞語的局限在什么地方、語言的邊界在什么哪里的”。
我喜愛一切不徹底的事物
雷小雪朗讀了張定浩的詩歌《山中》，她提到初讀是一幅平淡的場景，但是細讀后她感受到了詩人內心的爭斗，那種想抱又不敢抱，想上去又不能上去，想說不能說，想沉默又不甘沉默的糾結。“到時候我們就下山，去危險的湖面行走，再找一個溫暖的地方唱歌。”這樣的語句，詩人到底是如何表達情感最后又是如何處理情感？
雷小雪
王幸也分享了自己的閱讀感受，她認為張定浩的文字當中透露著愛，如同海明威所說的“最好的寫作就是在愛，好的作家就是把人世間的悲苦轉化成愛才是有意義的”。那么，愛是什么？張定浩表示，所謂藝術最后要達到的東西都會走向愛，當我們閱讀優秀作家的作品時，我們都會“遭遇”愛。他曾寫道，“愛最重要的本質是割舍異己的孤獨存在，消滅過于強大的自我，能夠感覺到差異性和復雜性，同時洞察自己，而不是去解釋他人的生命。”李偉長說，“愛意味著消弭自己，便是當你將自己交付出去，但不求回報的時候，便在愛的最好狀態中。”
“一生都在半途而廢，一生都懷抱熱望。夾竹桃掉落在青草上，是剛剛醒來的風車；靜止多年的水，輕輕晃動成冰。我喜愛你忽然捂住我喋喋不休的口，教我沉默。”摘自張定浩的詩《我喜愛一切不徹底的事物》。李偉長說，這首詩便是詩人張定浩對愛的完整闡釋。夾竹桃、青草、風車、水、冰的意象排列，詩人在描述這些不徹底的事物，讀者似乎并不知道暗示的對象在哪里。“一生都在半途而廢，一生都懷抱熱望”這兩句具有強大的爆炸力。李偉長解釋道，“詩歌中的我一生干了很多事沒干好，可能因為客觀的原因，或許因為自己的退縮，都是半途而廢。我選擇放棄并不是因為我不知道它的美好，而恰恰因為我知道，但別無選擇才放棄掉，才會有一生都懷抱熱望。所以首句有‘在’，第二句無‘在’。如果有足夠細膩的情感經驗，對愛情充滿想象的人，就特別能夠理解這兩句詩。”
“好的評論可以清理書架”
王幸提到，在《職業的和業余的小說家》中，張定浩寫道，文學批評的要義之一就是鍛煉強健我們的內在視覺和更為精準細膩、遠近如一的感受力。由此，張定浩發出呼吁，建議所有喜歡文學的人多看評論。因為如果讀者僅僅是雜亂地泛讀，缺少對于某領域內書籍的評價標準，就會始終停留在平面上，難以使閱讀深入進行。張定浩再次強調了文學評論的作用：“好的評論就是幫你把書架清理一遍，讓你知道那些書是什么位置。”
王幸
對于讀者來說，文學評論是明辨標準、增強閱讀判斷力的扶手，那么對于寫作者來說，文學評論又呈現何種意義呢？李偉長提出，對于評論者來說，“寫作和閱讀就是一個不斷地發現自己的‘無知’的過程”。他援引諾貝爾獎得主布羅茨基的例子，“為了接近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心靈奧登，布羅茨基改用奧登的語言英文去寫作，因為只有在他的語言當中才能找到所謂的文明脈絡。布羅茨基說，這就是文明的意義。”李偉長表示，這也正是張定浩所說的在寫作中“不斷建立認知譜系的過程”，這是一個不斷消弭自我又不斷重建自我的漫長的過程。
張定浩看來，文學評論是沒有特定標準的。他借用了一個古希臘神話來比喻：“有一個強盜支了一張床，他把人拖來，如果沒有這張床長就把你拉長，如果比這張床長就把你的腿鋸掉，那張床就是規則。我覺得好的批評家不應該是這樣的‘強盜’，把作家拉來一定要符合自己的標準。”張定浩表示，評論家不一定跟小說家交流，每個作家寫作都有自己的邏輯，不需要糾正他。也正因如此，他在寫文章時才“消耗很大”，既要學習各種表達，又要把握作家努力的方向和預期的標準。
現場讀者
思南讀書會NO.209
現場：李偉長
撰稿：趙 希
改稿：陳 思
攝影：隋 文
編輯：黃詩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