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6月29日10:53 來源：上海觀察 作者：施晨露 點擊: 次
本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進行之際，位于上海電影博物館廣場的一間小小書店吸引著眾人目光，以電影、文學為主題，30平方米的空間里高度濃縮著電影誕生百余年來與文學交織發展的關系。而在上海這片具有深厚文學傳統的土壤上，中國電影的高度曾經與現當代文學的深度緊密相連。“文學力量·光影綿長——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電影與文學季”的多場論壇連日來在上海電影博物館舉行，聚焦話題包括文學大師經典作品的電影化，也包括新生代網絡文學、文學IP在影視改編過程中，藝術質量和商業利益的博弈。
在今天，影視改編的“原著”被時下最流行的“IP”取代之時，在中國電影的誕生地重提文學與電影的關系，對上海電影、中國電影來說，意味著什么？
塑造精神世界還是豐富娛樂生活
中國電影自誕生以來就和文學有深刻的淵源，從鴛鴦蝴蝶派文學與早期電影的蝶變效應，到新中國成立初期對五四文學經典的反復改編，再到改革開放后電影與文學的雙向互動，電影與文學從來都是互學互鑒，相互心照，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后，電影文學界的大討論，成為跨越學界的現象級事件。
“光是謝晉導演的《天云山傳奇》《牧馬人》《高山上的花環》等片都有賴于文學基礎，更不用說《巴山夜雨》《城南舊事》《紅高粱》《陽光燦爛的日子》《金陵十三釵》……這些影片都是根據文學原著改編的。”原《文匯電影時報》常務副主編羅君是上世紀80年代那場大討論的見證者，她清楚記得，時任上海市電影局局長張駿祥認為當時的電影市場上出現了一批庸俗低級的作品，旗幟鮮明地提出，“電影如果真的能夠出現大發展，非要有賴于電影文學，只有電影與文學的結合才能出現電影史上的莎士比亞”。但當時，也有專業人士以好萊塢大片為例，提出了針鋒相對的觀點，認為《大白鯊》《侏羅紀公園》《E.T外星人》《星球大戰》這樣的科幻大片并沒什么文學基礎，但依然十分賣座。
當年的討論莫衷一是，而在30多年后，中國電影迎來了大發展，躍居全球第二大票房市場，藝術與市場的割裂仍然讓電影人和觀眾困惑。“類似于當年的大討論少了，影片的類型也更趨向單一了”，上影集團董事長任仲倫說，電影市場大了，但有思想、有藝術追求的影片反而變得較為鮮見。“曾經，中國電影對人的精神世界是有影響的，現在影響的是人的業余生活，成為一種消遣。”上海作協常務副主席、作家孫甘露感慨，過去在社會思想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電影，如今更多地成為人們業余生活的消費，這當然切中了電影屬性中娛樂的一面，但文學性、思想性的偏廢，對于電影的多元屬性來說，也是一種遺憾。
生產文化大餐還是制造文化快餐
“文學原著讓導演站在了巨人肩膀上，有了更高的起跳點。”在曾執導《難忘的戰斗》《日出》《生死抉擇》等改編自文學作品的導演于本正看來，電影對人心的沖擊，正來自文學對人性的深沉觀察。
“文學是好電影的基因，對故事結構、人物、人性的思考是作家所擅長的，現在提倡文學與電影的結合，更多地是提倡一種精神，電影人要學習作家對生活透徹、敏感的觀察。”任仲倫說。
眼下，文學仿佛離電影遠了，但改編仍是熱潮，只是人們更愿意把被改編的對象稱為“IP”。“過去，電影向文學借力，攀登更高的藝術高度，在文學式微、電影蓬勃的年代，很多優秀文學作品也借助影視改編的力量，獲得了更廣泛的影響力和讀者。”上海電影家協會副主席、上海戲劇學院院長石川提出，當原著被“IP”所取代，在“IP”背后，資本所瞄準的是潛在的粉絲消費所代表的商業價值。自帶流量、粉絲的文本才能成為“IP”，改編所看重的不是文學性，而是商業性。
是生產文化大餐還是文化快餐，無論對于寫作者還是電影人來說，都是一道選擇題。“很多出品方希望三個月、五個月，最多半年就能把一個作品做出來”，編劇、影評人顧小白說，這樣的節奏導致“大量影視作品拍出來之后還不如之前的小說品質”。多部小說被改編為影視劇的上海作家蔡駿直言，一部作品的商業成功與否與其本身價值并沒有絕對的關系，偶然性很大。
“中國電影需要百花齊放。”任仲倫提到改編自賈大山同名原著的《村戲》，“從今天的市場眼光來看，講土地承包的農村題材必然是不賣座的。導演問我，不找任何有流量的明星演員，就用農村劇團的演員來演，可以嗎？拍成黑白電影，可以嗎？”這些看起來“反市場”的要求都被放行了。《村戲》被中國導演協會授予特別獎，意味著來自同行的肯定。由上海新生代導演鄭大圣執導的該片，也在無形中繼承了謝晉導演所代表的現實主義、關懷人性的海派電影傳統。
上海文學與上海電影聯手
上海有深厚的文學傳統，海派作家作品在文壇獨樹一幟，上海也擁有如《收獲》這樣國內最優秀的文學期刊，上世紀80、90年代，張藝謀、陳凱歌等“第五代”導演都是《收獲》在付梓前的第一批讀者，從中找尋最好的故事。
“上海文學創作在影人眼中到底是什么樣的風景？”孫甘露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話題，新時期，上海作家作品改編成電影的反而不如過去多，讓人比較有記憶點的可能只有王安憶的《長恨歌》。在孫甘露看來，這其中存在一種錯位，上海題材的電影，張藝謀拍過《搖啊搖，搖到外婆橋》，陳凱歌拍過《風月》，姜文拍過《一步之遙》，但這些電影的背景年代集中在上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那個五光十色、懷舊熱潮下的上海只是一個象征體和想象體，并非真正的日常的上海。作為中國電影、出版、新聞發源地的上海，作為紅色文化源頭的上海，在文學和電影表達里，都有不該忽視的另一支強壯脈絡。
金宇澄的《繁花》是近幾年最受矚目的海派文學成果。“關于上海的電影敘事，能否從《繁花》開始重新建立一種范式？”上海作協黨組書記王偉認為，和《繁花》并起，上海作家拿出了一批描寫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作品，可以期待從中誕生一些改編得較好的影視劇。
優秀的純文學作品也可以成為“IP”，王偉提出，要建立起向影視生產的源頭推介作品的機制，讓有價值的好作品有更多能見度。去年上海國際電影節影視市場上，《收獲》雜志即以“收獲故事工場”展位亮相，意味著這家老牌文學雜志通過代理版權，主動介入影視生產，以嚴肅文學為龍頭，帶動各種類型文學。上海文學影視創投峰會四季舉行，全面推介文學作品，打出“文學+影視”產業組合拳。
在業內人士看來，中國電影發展到今天，已經有一部分人進入商業電影躁動后的沉靜狀態，會有越來越多觀眾提出多元化的觀影需求，期待看到更多有思想、有表達、有內涵、有嚼頭的電影。每年上海國際電影節影展的熱映，正是這種需求的最直觀體現。重提文學與電影的關系，代表上海電影的一種追求，也是中國電影的一份期待。期待經典、期待高度，期待上海文學與上海電影，攜手塑造更具標識度、影響力和感染力的上海文化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