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6月04日16:18 來源：思南讀書會 作者：思南讀書會 點擊: 次
從左至右為張瀅瑩、程小瑩、吳海勇
1月4日下午，小說家程小瑩攜其非虛構作品《白紙紅字》作客第335期思南讀書會，和黨史專家吳海勇、青年評論家張瀅瑩一起在文學中完成左聯的歷史拼圖，與無數革命先驅重逢。
左聯的文學拼圖
“左聯”全稱“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是中國共產黨在20世紀30年代成立第一個文學組織，在嚴酷的政治環境中，以魯迅為旗幟的“左聯”頑強戰斗，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上海作協“紅色足跡”系列之一的《白紙紅字》用文學的筆法重述了這段左聯的發展史。
黨史專家吳海勇介紹了左聯興起的歷史背景。他談到，從梁啟超提出文學革命到“五四運動”，近代的文學潮流和社會運動緊密結合。當革命青年進入大都會后，發現其他革命道路不是很暢通時，就會拿起文學武器。20世紀30年代，正值中共確定“用文藝去發動群眾”的戰略，各方面因素作用下，文學組織左聯應運而生。
主持張瀅瑩認為，紅色題材的創作常常落入材料的積累或梳理的窠臼中，但是《白紙紅字》卻是作者對當時情景的一種切身的切入。她提問，關于左聯的歷史研究已經浩如煙海，如何從材料中選擇？如何在已有的定論中挖掘生動的細節和歷史的邏輯？
程小瑩
在程小瑩看來，左聯體現了當時文學青年的青春沖動和宏大理想，同樣曾經作為一個文學青年，如果理解這一點，既能夠從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也可以在與先驅對話的同時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間。
作為小說家，程小瑩重視從生活細節中復刻人物的個性。例如，魯迅在日記中記載過，五月五日和李立三會面后覺得無趣乏力，一個人去吃北冰洋冰淇淋，這個小細節反映了那個年代的城市生活和人物心態。在許廣平的回憶錄中提及，魯迅與瞿秋白離別的一晚，曾要求許把床讓給瞿秋白就寢。這些細節都被程小瑩用小說家的筆法體現在文本中。程小瑩談到，“一部非虛構作品如果能夠比較適當地、比較充分地修復一些歷史、一些畫面，對創作和讀者都有好處。”
張瀅瑩
與《白紙紅字》同屬上海作協“紅色起點”系列的《起來》一書聚焦于與左聯同時期誕生的《義勇軍進行曲》，作為該書的作者，吳海勇也分享了自己進入歷史的途徑。他從群體視角出發，走訪主創后人，查閱創作手稿和當事人日記，以史實推導歷史的邏輯，追溯上海與義勇軍進行曲的淵源。
魯迅的“向心力”與“離心力”
張瀅瑩指出，與左聯的構成類似，《白紙紅字》體現了非常清晰的創作邏輯——以魯迅為中心的聚集和離散。程小瑩表示，這些不同的人物關系背后包含豐富的敘事要義。他重視對人物的拿捏，關注歷史背景下的個體。比如，魯迅和馮雪峰之間的交流既是兩個男人心靈的契合，也體現了魯迅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魯迅和瞿秋白之間則完全是一種志同道合的天然親近；魯迅和郭沫若雖從未見過面，但二人的矛盾與和解是左聯發展的重要線索；還有魯迅和“四條漢子”之間的沖突最終也導致左聯的悲劇……
吳海勇
同時，在魯迅的周圍還聚集著很多文學青年。吳海勇談到，魯迅對自己所處的時代有一個明確的判斷——這是一個過渡時代，未來一定在年輕人身上，所以他一直很熱心于花費精力和資金培育和資助青年。
左聯的解散和許多優秀青年的離開和犧牲對魯迅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柔石柔中帶剛的性格和魯迅是很好的互補，能夠產生共鳴。吳海勇說，“我覺得柔石被國民黨槍殺在魯迅的內心激起了震蕩和憤怒，而魯迅不朽的文字是對國民黨政府的宣判。”
“地點還在，人就不會忘卻”
吳海勇介紹，虹口作為公共租界和華界的交匯地，日本文化流行，多方勢力牽扯下的環境相對安全，加之較為集中的文化設施，在諸多因素的影響下形成了這里獨特的文化氛圍，成為左聯的誕生地。
從小生長于虹口的程小瑩在創作中不斷重游虹口，“我只要寫到有點憋住了，或者說有點不順的時候，我到那邊去兜一圈，馬上就可以回到我十幾歲的時候。”
現場讀者
張瀅瑩認為，左聯既關于歷史，也關于城市。《白紙紅字》中充滿了濃郁的上海的城市生活氣息，其中蘊含的城市氣質依然在生長。程小瑩說：“我一直覺得上海有各種各樣的色彩，紅色歷史是其中之一。”
嘉賓為讀者簽名
談及城市的變化是否會帶來人心的改變和細節的偏移，程小瑩認為變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了解城市的底蘊很關鍵。“地點還在，人就不會忘卻。即使外表發生了改變，內在的東西仍可以得到傳承。”
現場：李偉長
陳 思
撰稿：馬金戈
改稿：陳 思
攝影：隋 文
編輯：江心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