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1月12日16:31 來源：思南讀書會 作者：思南讀書會 點擊: 次
從左至右為楊懿晶、于是、趙松、來穎燕
10月31日下午，譯者于是攜其譯作《證言》來到第343期思南讀書會現場，與青年評論家來穎燕、作家趙松一同解讀阿特伍德這部全球矚目的作品。該書責編楊懿晶擔任活動主持。
故事都是證言的存在
2019年，“加拿大文學女王”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憑借《證言》再度摘獲布克獎。作為《使女的故事》續作，《證言》將時間設置在前作結局十五年后。自1985年《使女的故事》出版，開放性的結局使讀者意猶未盡，改編為電視劇后風靡全球，無數讀者與觀眾不斷追問作家最后到底發生了什么。
在譯者于是看來，《證言》的出版與電視劇熱播有很大關系。與阿特伍德此前作品相比，《證言》故事性更強，并加入了大段動作戲，尤其是兩位女孩子的冒險情節，讀起來完全是電視劇化的呈現。“《使女的故事》是一個未受外界干擾的純文本創作，塑造的人物是內向型的，而改編為影視劇是呈現時空當中的動作，無法像文學一樣只展現內心的感受。”于是說。
于是
在英文原版中，“證言”用英文單詞表示為“testament”。于是介紹，阿特伍德將這個英文單詞賦予三層含義：遺言、圣經、證言。如何用中文盡可能地表達出原汁原味的英文含義，于是有著自己的考量。她說，“這三個層次囊括在一個中文單詞里難以實現，我傾向于用見證者的證言，把這個詞作為最重要的支點，這是從《使女的故事》延續下來的特征，這一系列的故事都是證言的存在。”
楊懿晶
悲劇的詩意
《證言》通過三位不同的女性角色各自的經歷和視角，撥開前作留下的重重迷霧，構建起一個更宏大、更開闊的時空。來穎燕談到，不同于《使女的故事》從單人的角度進行寫作，《證言》基于三位女性的角度，從第一人稱角度切入，三人的命運交織在一起形成整體，相互勾連，互相證實。在趙松看來，三位女性的敘事構成豐富的文本，形成了時空的重疊感。阿特伍德既是優秀的小說家，同時也是出色的詩人，讀者始終能從她的行文中感受到悲劇的詩意。
趙松
該書責編楊懿晶介紹，《證言》之所以能跟今天的讀者產生巨大共鳴，源于書中選擇的材料都是在歷史上真實發生的事情。阿特伍德在動筆寫作前，做了大量的資料的搜集工作，也曾重新研究寫作《使女的故事》相關材料。趙松談到，基于阿特伍德所處的時代語境，她傾向于對歷史和未來做出思考。“書的細節來自于歷史，她是基于人類的歷史談論未來，而不是編造細節從而創造未來。”
來穎燕談到，阿特伍德曾說過科幻永遠是針對當下的，作者設定了一個奇特的環境，讓讀者看到日常生活中被忽視的部分。“小說就是一種虛構的歷史，填補了這些東西的空白，呈現出本質化的內容。我們不僅僅是回望歷史，而是將歷史變成可以深思的、可以討論的。”來穎燕說。
來穎燕
“文學讓懸疑虛于落空”
盡管《使女的故事》和《證言》都是從女性的角度出發講述女性的生存問題，但阿特伍德始終強調她不是女性主義作家。于是認為，阿特伍德希望讀者關心到女性主義之外的話題，女性主義僅是這本書能看到的表層。來穎燕談到，盡管阿特伍德從女性角度著手寫作，但她討論的其實是人類共同的命運，目標不僅僅在于重塑女性權利，而是試圖從更廣闊的角度解決問題。于是在《證言》的譯文后記中寫道，阿特伍德在寫《使女的故事》時就想寫歷史見證者的意識，這個意識比她決定寫什么樣的故事更為重要。
趙松談到，阿特伍德想體現的“見證者意識”不止是作家的社會責任感，作家對寫作本身的追求才是最重要的。趙松說，“阿特伍德曾表示，她試圖把文字組合在一起，形成它們分開時沒有的效果。通過于是的翻譯能感受到阿特伍德的文字仍然是爐火純青的，體會到閱讀的快感，能感受到行文的節奏。”在來穎燕看來，作家往往關注的是個體的人，從普通人的命運出發才能推己及人。由個體聯系到公共的世界，這樣的寫作角度才能讓作者有足夠的自由度和舒適度，承擔社會責任往往并非是作者的初衷。
現場讀者
在《證言》出版的同年，根據《使女的故事》改編的同名電視劇第三季上映。趙松談到，影視化盛行對傳統文學有一定影響，兩種不同的創作方式形成不同的體驗。“文學跟影視互為補充，盡管視覺的藝術很直觀，但是文學能夠提供的是一種人的意識、人的感覺、人的想象，這些只能在文字層面用微妙的方式去體現。另外，影視的畫面是不斷流動的，觀看者很難去凝視一個畫面，但是文字卻可以反復閱讀與體會。”趙松說。
來穎燕談到，小說與劇本是兩種不同的語言系統，畫面和文學作用于不同的感官。“文學是在線性時間中表演，如果它要留白，就會誘惑讀者能動性介入，文學是讓懸疑虛于落空。阿特伍德的小說沒有解答謎底，這讓讀者在思考中有所收獲。”來穎燕說。
讀者提問
「思南讀書會NO.343」
現場：陳 思
撰稿：關 玥
改稿：陳 思
攝影：隋 文
編輯：江心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