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左至右為張閎、徐衛翔、洪濤、黃韜

9月28日下午，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洪濤攜新書《文學三篇：一個政治哲學視角》與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徐衛翔、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閎、上海三聯書店總編輯黃韜一起做客思南讀書會第473期，從文學、政治學、哲學三方面入手，探討小說形式對現代社會個體探索的巨大意義。

想象的瓦解

《文學三篇：一個政治哲學視角》是一部基于政治哲學視角的文學評論集，經由三部現代小說來討論現當代政治哲學問題，談到自己的創作心跡，洪濤坦言，小說想象的故事與他的現實處境發生了關聯，引發了許多感觸。例如現代性將技術作為壓抑個體的手段，“作為研究政治學的學者，應該把這面告訴普通的讀者，告訴給大眾。”

洪濤

洪濤認為：現代世界把想象的氤氳之氣驅散后，只能靠理智的手段來建立起所謂人為的秩序。他考察了思想史中想象與理智的關系，指出現代的極權主義根本上產生于古人想象世界的瓦解，從個體間的關系的原子化到個體性的消除，并用暴力與利害關系聯結一切。正如阿倫特設想的，暴力在古代政治中沒有它的地位，因為想象直接參與公共世界的營建，古典秩序是自然秩序，因為它是和人的人性通達，心性一體，人服從秩序就是服從自己的本性。現代則完全不一樣，人服從秩序是受到各種利益的誘惑或者某種強制力的脅迫。

徐衛翔

徐衛翔則從個體心理的角度出發，指出對文學的熱愛出自人的天性，所有的教育都需要回歸最根本的關懷。現代知識的不斷分化或許是對完整人性的一種破壞，這是值得警惕的。借洪濤的觀點，徐衛翔補充：對當今世界，每個人看待問題都帶著自己的視角、經歷以及價值側重。此外，個體普通的生活也在時時受到各個領域、各種媒介、觀點的左右。

敘事的寄托

作為文學批評家的張閎認為，在文學批評陷入路徑僵化的局面的當下，《文學三篇：一個政治哲學視角》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角和展開方式，借助強大的語言能力為文學批評做出了示范。本書的核心觀點是，小說的誕生和現代個體人的誕生是基本上同步的，正如敘事學認為，敘事主體的確定是現代個體理解和描述世界、傳達觀念的重要標志。現代中國小說源頭《狂人日記》是個體瘋狂的預言，在理性分裂、個體誕生的角度上看，狂人實際不瘋狂。

張閎

也可以用故事的終結來側面印證個體的終結，現代技術理性高度支配下，個體的自由表達幾乎變得沒有可能。卡夫卡的小說也包含著對敘事終結的預言。在對《城堡》的解讀上，張閎與洪濤的觀點有所不同，他認為卡夫卡筆下的城堡并非對現代秩序化官僚制的隱喻，而是一種隱匿的象征物，“卡夫卡感興趣的更多是通向城堡道路的背面和不可能性，這也是現代人的生存經驗，城堡無法靠近，目標變成一種不可能。”

黃韜

最強大的想象力是瘋狂，比瘋狂更可怕的是瘋狂的被擠壓和被消除，除《狂人日記》所展現的這一情形外，另一種相似的路徑是反諷，反諷的力量在描述對象的同時，隱藏了對對象的批判、否定、瓦解的力量，這是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整個現代主義文學的基本策略，尋找對話語秩序的偏離和顛覆。

個體的走向

沿著魯迅對個體狀態對的揭示這一問題，洪濤解釋道，當現代世界把古典夢境打碎后，每個個體都不得不獨立面對彷徨、延宕的道路，而現代化高度整合的技術理性又將個體性持續壓制。不同于啟蒙派的樂觀，魯迅直言個體狀態是一種絕望的困境，夢境破碎后，唯一的出路是自己創造新的夢境，哪怕我知道這是夢，我一定要把這個夢做下去。這是現代人最后一條無奈的路。

現場讀者

徐衛翔補充，近代意義上的個體可以從兩點進行表述，其一是整體破碎后的個體，叔本華、尼采強調的個體化原則：人們意識到自己的個體性之后該怎么辦？是重補碎片還是繼而消滅個體？其二是富有個性的個體。在人類精神文明的長河中我們正處在河水渾濁的下游，似乎人類精神文明的所有可能性都已經被探索過了，所有可能路都走過了，這是值得憂慮的。

現場讀者

談到現代性的瘋狂作為一種疾病，張閎認為，與十九世紀象征派詩歌將疾病的審美化包容為其精神體系一部分不同，在二十世紀以來的社會精神征兆中，人們對疾病這種異質性的狀態充滿了焦慮與恐懼，試圖用種種手段排除癥狀，使之污名化、貶低化，使大家達到健康的同質。而這種療愈是以個體化的消除為代價的。

嘉賓為讀者簽名

對魯迅而言，個體的問題仍沒有得到解決，張閎指出，與其依靠心理理療師虛假地為我抹平內在焦慮，不如自己著手解決自己的問題，“依然回到魯迅，回到尼采，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那里尋找他們的精神的路徑，看到他走到哪里了，我們可能在哪里做出我們的反應。”

思南讀書會NO.473

現場：戚譯心

直播：莊師恒

撰稿：陸銘暉

改稿：郭  瀏

攝影：隋  文

編輯：鄒應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