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左至右為梁民愫、陳茂華、劉佳林

  1月19日下午，陳茂華攜其新書《西方新傳記史學研究》做客思南讀書會第490期，與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劉佳林、上海師范大學世界史系教授梁民愫共同梳理傳記史的發展脈絡，并與當下時代建立對話可能。

西方新傳記史學之“新”

  《西方新傳記史學研究》從新傳記史學文本個案與二戰后西方史學史的角度，在辨析代表性文本史學思想的基礎上，厘清其研究主題與微觀史學、新社會文化史學的關聯及異同，揭示其史學范式的特征與價值。除了縱向梳理傳記史學觀念的發展脈絡外，尤為注重闡明各個新史學研究領域之間的對話，從方法論視域及史學價值取向上，獲致共時性和歷時性的分析結論。

  本書的寫作緣起是陳茂華意欲考究西方史學的最新變化。她將其歸納為四點。首先，西方新傳記史學在研究對象上呈現出拓展趨勢。傳統傳記多聚焦于精英人物，而目前的傳記則將目光投向了普通人與邊緣人。然而新傳記史學并非用人民史觀抗衡精英史觀，而是在堅持“人的生命都值得我們尊重，人的權力都需要我們捍衛”的價值前提下，挖掘不同主體的歷史。

陳茂華

  其次，新傳記史學在認識論層面不做預先設定，因此在敘述過程中不再執著于分析因果關系，而是著重闡釋人物的社會關系及所處的文化體系。這就導致在具體文本中，對小人物自身的直接描述較少，而關于其關系網絡的刻畫著墨更多。

  再者，新傳記史學承認在方法論上不具備自主體系，并將此視為優點。正是由于這種 “非自主性”，歷史學得以突破自身局限，廣泛從文化人類學、社會學、文學理論等諸多領域汲取方法上的啟示。在具體研究過程中，只要能夠保證歷史證據的真實客觀性，研究者便無需顧慮方法的選擇會影響歷史真實面貌的呈現。

  最后，新傳記史學強調生命平等。這種理念倡導人們無需競爭，而是專注于自己的人生，實現與自我、與世界的和解。作者本人亦從中受益：“我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再普通的人只要發出自己的聲音就會有力量。如今我內心有一種豐盈感，只要堅信我所從事的研究有意義，我便無懼他人評價與各種體系的規訓。”這就是歷史學的溫暖之處。

  劉佳林補充，新傳記史學之“新”首先體現在對傳記觀念的理解。英國傳記家里頓·斯特拉奇視傳統傳記如治喪，只有對人物生平的機械梳理和阿諛歌頌。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沃爾夫在20世紀提出的“新傳記”概念便是脫胎于對編年史式的敘述的不滿，她認為真正的傳記應當是一門藝術。

比較視野下的中西方傳記史學

  “中國的傳記研究，一方面繼承司馬遷的偉大傳統，同時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建構起屬于自己的學術話語體系。”劉佳林分析，以《史記》為源頭的中國傳記形成以人物為中心的敘述方式，而西方史學則更關注事件。留英歸來的朱東潤先生將西方史學觀念帶入中國，并推動了大學里的傳記課程開設。20世紀40年代，王元先生提出“傳記學”概念，使其成為歷史與文學的獨立學科。

劉佳林

   如今，傳記學已得到學術機制層面的大力支持。美國夏威夷大學于1978年創辦了《傳記：跨學科季刊》雜志，又于1988年成立了傳記中心。在西方影響下，中國于1991年成立了中國傳記文學學會。1999年，北京大學主辦了一次國際傳記文學學術會議，主題之一是討論傳記的轉向，并成立了國際傳記協會（IABA）。2012年，上海交通大學成立了傳記中心，隨后創辦《現代傳記研究》，此刊物在國際中文學界受到廣泛關注。

   梁民愫更細致地梳理了西方傳記史學的發展趨勢。自民族主義時代以來，西方傳記史學重精英歷史書寫，忽視了個人傳記的重要性。然而霍布斯鮑姆指出：歷史制度參照兩類過去，一是以英雄人物為主體的宏大敘事，二是基于個人背景的歷史，傳記是其重要表現形式。歷史學家的任務是挖掘出被埋沒的部分。相較于精英傳記對政治方式和社會結構的強調，普通百姓的歷史恰恰是具備豐富的情感色彩。

梁民愫

  陳茂華表示，中國傳記書寫也逐漸關注個人生命史。如羅新的《漫長的余生：一個北魏宮女和她的時代》將王鐘兒的個人命運與時代緊密相連，完整勾勒出北朝從部落形態邁向封建社會的進程中，宮廷格局、民間風貌以及文化權力機制的運作與演變。章開沅的《凡人瑣事：我的回憶》通過記錄他個人的經歷和對世界的看法來展現中國近百年的歷史變遷。盡管個體書寫帶有強烈的主觀性，但正是人類的個性讓文明有存續的希望。“當我們懷揣歷史意識書寫個人傳記，未來的史學家或許能從中探尋真相。”

AI時代的傳記寫作

  在AI時代如何寫傳記？劉佳林認為，AI只是提供了寫作手段，而人文學者的獨立判斷仍必不可少。史家講究四長：史學、史識、史德、史才。其中唯有史學可通過AI技術獲得，其余三者皆依賴寫作者的主體與個性。

  另外，新傳記觀念帶來的一大變化是由傳記（Biography）到生命寫作（Life Writing）的轉變。后者極大地拓寬了傳記文類的范圍，因為它意味著所有寫作主體的多元化。普通人得以擺脫傳統傳記觀念的束縛，從傳記愛好者和讀者轉變自身生命故事的執筆者。英國傳記大家塞繆爾·約翰森早就提出過“傳主平等”的思想。隨著個性主義與民族意識的發展，人們愈發意識到，每一個體的生命價值皆具有同等分量，因此每一個體的生命故事都值得被書寫。基于此，AI時代的寫作手段也應更豐富，如文字、口述史、圖片等。

現場讀者

  梁民愫強調，歷史研究除AI提供的資料外，離不開專業訓練。霍布斯鮑姆曾形象地將歷史學家比作鍵盤，敲擊的字符比作軍火庫的炸藥乃至死亡判決。他借此強調意識形態的左右會導致對歷史真相的遮蔽，以及對社會記憶產生的毀滅性作用。因此，在AI時代閱讀傳記需要通過歷史學的專業訓練形成判斷力。

  陳茂華進一步提出，AI時代的傳記史學應當在對話和自我批判中找到新的生長點。既然歷史研究的本質是闡述各自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歷史學家就有責任擯棄糟粕，構建健康的文化，引領新的文明發展方向。以羅新為例，其傳記作品既注重與世界對話，又調動當下理論與傳統文化對話，其中既包含傳承，也秉持批判態度。這一過程所催生出的新時代文化滋養著今日的每一個人。

思南讀書會No.490

現場：戚譯心

直播：林悅寧

撰稿：蔡圣輝

改稿：郭  瀏

攝影：遲  惠

編輯：陳思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