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文章
張澤賢：他把對作者的愛放在了心靈的深處
——寫在《巴金與現代文學叢書》面世之際
在"文革"中，巴金被稱作"黑老K"受到批判，曾有一段時間（記得已是"文革"后期）他被拘留在復旦大學中文系6號樓，與我居住的宿舍僅相隔幾個門洞。每天一早或傍晚，都能看到他獨自一人拎著兩只熱水瓶去打水，看管并不是很嚴。有一次偶然的機會，我也正好在打水，巴金就在身旁，彼此打量了片刻，沉默相對，便離開了。第二次碰面時，我"斗膽"問道："你每天都來打水？"他打量了我一下，毫不經意地答道："打水，是散步……"見有人過來，他便拎起水瓶匆匆地走了。以后又多次在打水的地方碰到他，都礙于當時的情勢，不便多問，每天只好在宿舍窗口望著他從小路慢慢地走過去又走過來……
歷史，在某一瞬間，往往會非常奇怪地定格：一個名人與一個普通人擦肩而過，我認識他，他卻對我一無所知……
我認識他，是從他的著作，從"激流三部曲"的《家》《春》《秋》到"愛情的三部曲"《霧》《雨》《電》；從《神？鬼？人》到《龍？虎？狗》；從《憩園》到《寒夜》；從《丹東之死》到《草原故事》……他的著作幾乎全部翻閱過，雖未全部讀完讀通，且讀過之后并不是全部都喜歡，或者說還不能構建起對他著作內容的偏愛。但我更愛他的著作版本，這雖是一種形態，卻是滲透著豐富內容的外在形態。我是從建國之后的版本開始搜尋，一直延伸到建國之前的舊版本，在逐漸向后延伸的過程中重新閱讀和體悟，居然感受到了以往從未有過的陣陣顫動和豁然開朗，巴金的清晰面貌從他的著作版本中逐漸展現在我的面前：我對他的偏愛，是從他那眾人皆知的沉默寡言，到內心隱藏著的烈焰般激情，到坦誠相見開誠布公的流露，到隱與顯同時并存的強烈個性，一直偏愛到他那包括所有情感的著作版本……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巴金無疑是一位巨人，雖然與他同時代的巨人不少，但他是個有別于其他巨人的巨人：沉默與激情和諧糅合的巨人——那是一種何等的跨度和力度啊！
巴金一生能體現高尚精神境界和完美人格力量的財富，如果以單本著作羅列的話，那是很長一串的排列，現在這些單本著作已經匯集在了二十六卷本不朽著作和十卷本精彩譯著之中，讀者完全可以從容地一頁一頁地閱讀。然而研究者或愛好者往往忽略了一個巴金一生中最為精彩的部分——他所主編或參與，他所關心或過問的現代文學叢書的編輯出版。這也是我從偏愛到真愛的一個主要原因：一個著作等身，而且超越了自我，把自己的愛與激情奉獻給他人，為他人作嫁衣裳，有時還要在誤會與責難之中行進，雖也時有難言或委屈，但他始終沒有停步，沒有退縮，沒有氣餒。他把對作者的愛放在了心靈的深處，其他的一切皆可拋棄：這就是巨人啊，一個有別于其他巨人的巨人！我是從巴金所著的一本本著作版本"點滴"式的認識開始，直到從他所主編或編輯的一套套現代文學叢書才最終"全面"認識他的，這可以說是對一個既有豐厚著作鋪墊，又有廣闊叢書擴展的作家的一次全面認識。
在這種認識中，我牢記住了他的不少樸實得如同大白話的至理名言，這是他在主編或編輯叢書時的另一筆可貴財富，這些話原載于《巴金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
朋友們試辦出版社，約我參加工作，我認為自己可以做點事情，就答應下來。
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寫稿、看稿、編輯、校對，甚至補書，不是為了報酬，是因為人活著需要多做工作，需要發散、消耗自己的精力。
我一生始終保持著這樣一個信念：生命的意義在于付出、在于給與，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爭取。
我過去搞出版工作，編叢書，就依靠兩種人：作者和讀者。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讀者不買我編的書，我就無法編下去。我并不怕失業，因為這是義務勞動。不過能不能把一項工作做好，有關一個人的信用。搞好與作家和讀者的關系也就是我的奮斗的項目之一，因此我常常開玩笑說："作家和讀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口里這么說，心里也這么想，工作的時候我一直記住這兩種人。
我并不因為自己在這方面花費了不少時間感到后悔，我覺得慚愧的倒是我不曾把工作做好，我負責編輯、看過校樣的書稿印出來后錯字不少，越是后期出的書，錯字越多。對作者和對讀者我都感到歉意。
讀了這些話，會使一個想干點事的人流淚，更會想起巴金在《隨想錄？大鏡子》中說過的一句話："是作家，就該用作品同讀者見面，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我總得留下一點東西。我不需要悼詞，我都不愿意聽別人對著我的骨灰盒講好話。"
關于"留下一點東西"，巴金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除此，他還為他人"留下一點東西"，更是做得"驚天動地"！我之所以這樣說，那是因為當你站在這一套套的叢書面前，不由自主地會感受到一種由驚訝、困惑、欽佩直至震撼的感覺——這就是巴金留給我們的"一點東西"——使讀的人心里锃亮，使中國現代文學史在"暗淡"中發出耀眼的光芒！
如今，我把自己收藏和聞見的，巴金主編或編輯，關心或過問的部分現代文學叢書奉獻給諸位，讓我們捧著他的"精神財富"，一起忘掉所有講好話的悼詞，以他自己的"一點東西"，讓自己永生！
本文系作者為《巴金與現代文學叢書（1935-1949》（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所撰《自序》。標題系編者所加。
《巴金與現代文學叢書》（選刊）
《錦帆集外》
"文學叢刊"第九集，散文集，巴金主編，黃裳著，民國三十七年四月（1948年4月）平裝初版，定價八元六角，文化生活出版社發行，發行人吳文林，文化生活印刷所印刷。版權頁左側有第九集十六種書目。
全書253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江上雜記（一、二、殘篇）、茶館、桂林雜記、貴陽雜記（一、二、三、四、五）、昆明雜記（一、二、三、四、五、附記一、附記二），第二部分：鳳、海上書簡、跋"賣藝人家"、旅京隨筆、雞鳴寺、關于"澤存書庫"、"美人肝"），第三部分：關于魯迅先生的遺書、風塵、李林先生紀念、更談周作人、老虎橋邊看"知堂"。書末兩篇談周作人的文字，頗具史料價值，也相當有趣。
作者的《后記》1947年除夕寫于上海，其中說道：
這里收集了我近兩年間胡亂寫下來的文章的一部分。結集的時候在今年夏天，找尋出版的地方頗感到了困難。終于還是交給了PK先生。我的第一本集子《錦帆集》也是由他介紹出版的，這本集外就又麻煩了他，在這個烽火滿天萬方多難的時代，能看到這一本稿子寄出發排，我心里是充滿了衷誠的歡喜與感謝的……至于還有一些雜文，將來想另編一集，不附此卷之末。
這里所指"PK先生"，即巴金，這是他眾多筆名中的一個。據研究者分析，"PK"最早見于譯文《母親的死》（俄國赫爾岑著，載于1929年2月15日《自由月刊》一卷二期）。巴金用字母作為筆名者，除"PK"外，還有LiFei-kan、BaKin、B.B.等。
黃裳的《錦帆集》，是由中華書局初版于1946年11月，屬"中華文藝叢刊"之一。《后記》中講到是由巴金介紹出版的，其實巴金正是這套叢書的編輯委員之一，在叢書書前印有以姓氏筆畫為序的"中華文藝叢刊編輯委員"名單，除巴金外，還有柳無忌、朱自清、茅盾、孫伏園、宋云彬、靳以、金兆梓、葉圣陶、洪深。
《快樂王子集》
"譯文叢書"，王爾德選集，童話散文集，王爾德著，巴金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1948年3月）初版，定價十元。文化生活出版社發行，發行人吳文林，文化生活印刷所印刷。
書前有王爾德肖像，法國Heinrich Vogeler-Worpswede作插圖。
全書225頁，收童話九篇：少年國王、西班牙公主的生日、漁人和他的靈魂、星孩、快樂王子、夜鶯與薔薇、自私的巨人、忠實的朋友、了不起的火箭。收散文七篇：藝術家、行善者、弟子、先生、裁判所、智慧的教師、講故事的人。
書末有巴金寫于1947年11月的《后記》，四頁，其中說道：
二十年前我起過翻譯英國詩人奧斯加?王爾德的童話（或譯仙話）的念頭。可是我始終不敢動筆。他那美麗完整的文體，尤其是他那富于音樂性的調子，我無法忠實地傳達出來。他有著豐麗的辭藻，而我自己用的字匯卻是多么貧弱。
可是到了一九四二年不知為了什么緣故，我卻開始做起這種我不能勝任的工作來……
單從這一冊童話和散文詩集看來，我們也可知道王爾德一生所愛的東西只有兩樣：美與人類……
《小人小事》
"文學小叢刊"第三集，短篇小說、散文集，巴金編輯并著，民國三十二年四月（1943年4月）初版，民國三十二年六月（1943年6月）蓉一版，此書為蓉一版，定價國幣九元五角，文化生活出版社（成都陜西街138號，重慶民國路21號，桂林中北路桂北商場）發行，發行人吳文林。
筆者在此全錄文化生活出版社當時的地點，并非累贅，從中可以窺探出種種變化，比如重慶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由民國路28號"變"為"21號"，變化只是表相，可惜對背后的故事知之甚少。
全書108頁，分兩輯，第一輯旅途通訊：別桂林及其他、"貴陽短簡"及其他、成渝道上；第二輯小人小事：豬與雞、兄與弟、夫與妻。
書末有巴金寫于1942年11月的《后記》：
今年三月起我從桂林到重慶、成都，又從成都、重慶回到桂林，整整花了七個月的長時間。這期間內我只寫了前面三篇通訊和三篇類似小說的東西。算字數，至多也不過三萬八九千，而且是在幾個地方寫成的。這一疊原稿紙跟著我跑了來回將近三千公里的路程。到今天我拿出它們翻看，在這些紙上我仿佛封閉著公路上塵土的氣息，這氣息對我已經是非常親切的了。我現在很高興地把它們編成一本小書，作為我這次旅行的一個紀念物。
本來我想在"小人小事"的題目下寫十篇像《豬與雞》的文章，但只寫了三篇就不想寫了。所謂"小人小事"，并沒有特別的意義，不過說這是一些渺小的人，做過一些渺小的事而已。"旅途通訊"三篇所寫的也無非"小人小事"：我自己原是一個渺小的人。因此我就用了"小人小事"做這小書的題名。
1945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以"文學叢刊"之名出版了《小人小事》，并稱初版（1947年8月還出了再版），實際真正的初版應是1943年4月版，但這個版本筆者至今未見，見到的只是蓉一版。"文學叢刊"版與"文學小叢刊"版都有《后記》，兩者雖有差別，但意思并沒有變，稍作增刪而已。有所改變的是"文學叢刊"刪去了三篇通訊，只留短篇小說，成了一本純粹的小說集。
《何為》
"新譯文叢刊"，俄國切爾勒雪夫斯基著，羅淑譯，平明出版社（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1950年3月初版，1953年3月三版，此書為三版。初版印三千五百冊，到三版時已印六千五百冊，每冊定價人民幣六千一百元。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在版權頁下方，還印有"定價頁192"和"文學?藝術"。
書中有插圖八幅。書前有《編者序》和《自序》。
《編者序》未標明，一頁，寫于1950年2月6日，應該是巴金的手筆：
這本《何為》是從薇拉?司塔爾科瓦的法文節譯本轉譯的。俄文原著是一部卷帙浩繁的長篇小說。節譯本雖只是一個概要，但作為一個中篇小說，或較長的短篇小說看，它也是一件不壞的藝術品。
譯者羅淑是一個留法的女作家，《何為》節譯本是她在一九三六年三月里譯出的，曾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過兩千冊，但也已經絕版多年了。最近編者偶然在舊書堆中翻出譯者的手稿，覺得還有重印的價值，便把它交給平明出版社負責人拿去重排。
關于切爾勒雪夫斯基的一篇文章也是羅淑的譯文，《何為》初版本中沒有收入，記不起來是為了什么緣故。現在編者把它放在新版的卷首，讓它第一次跟讀者見面。
譯者羅淑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成都病故。過些天便是她的逝世十二周年紀念日。她在這人世雖然只活了短短的三十四年，可是她已留下了一些不能被時間磨滅的紀念。到現在還有不少的人在想念她。那么這本小書就作為供在她的靈前的祭品吧。
《自序》可能就是編者稱的"關于切爾勒雪夫斯基的一篇文章"，未署名。開頭第一句是："我的善良的公眾！這小說的主要價值就在它的真實。"
書末有巴金寫于1936年4月的《后記》，正文加注共九頁，在介紹"文化生活叢刊"的《何為》時，筆者曾摘錄了其中的幾段，讀者可能參見，在此不再贅述。最后還有兩段可以留存：
切爾勒雪夫斯基的《何為》就是在這時期（一八六三年）出現的，他把握住了這個現實，由此創造了新婦女的典型，表現了當時的年青女性的渴望，指示了她們應該有的觀念，應該走的道路。
這是七十幾年前的舊作了。然而這，這道路在現今仍還是很新的。所以這本小書的翻譯，雖無接受文學遺產的意義，卻也自有其獨特的使命的。
巴金簡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