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6日下午兩點，第103期思南讀書會在思南公館如期舉行。本期讀書會邀請到了同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孫周興教授、同濟大學趙千帆副教授和余明鋒博士。三位嘉賓就“今天我們怎樣讀尼采”這一主題展開了一場學術性對談。
西方對尼采的四種解讀方式
如果說馬克思預言了20世紀以來人們在物質生活方面的基本狀況和基本動向，那么，尼采則在精神層面上給出了人們許多天才性的預言。孫周興教授認為，在西方，對尼采的解讀方式主要有四種。
第一種是心理和傳記的解讀。尼采生于1844年，25歲當教授，在1888年這一年里，他寫了六本書，近乎瘋狂，到1889年年初他就瘋掉了。此后直到1900年，他在精神病里面待了11年。在尼采生命的最后時間里，他看到妹妹伊麗莎白在旁邊哭，就對她說：“伊麗莎白，別哭，難道我們不幸福嗎？”其實，從世俗眼光看，尼采一生實在談不上幸福，他一輩子沒有結婚，也沒有女人，也沒有名聲，沒有讀者，像《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四部當年只印了40本，還沒人買，只好到處送人。無論是從哪個角度來說，尼采都不是一個成功人士。孫周興認為，我們看一個偉大的作家、偉大的哲學家，我們希望看到他怎么生活的，他的思想和作品跟他的生活有什么關系，傳記和心理的解讀是很普遍的、很常見的一種解讀方法。
第二種是文學和美學的解讀。尼采的書之所以在中國有那么多的愛好者，至少部分是因為他的表達方式，很詩意，很文學，很有趣味。尼采自己也說他書是文學，像《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尼采自詡，是可以跟莎士比亞和歌德文學并列的。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后來一直有人從文學、美學這個角度來解讀尼采，這是正常的。
第三種是哲學的解讀方式。尼采的哲學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869年—1876年，在尼采早期哲學里，他構造了一個美好的人類文化狀態(tài)的理想。什么樣的文化狀況是好的？他認為只有前蘇格拉底的希臘早期文化，當時的悲劇藝術才是最好的文化樣式。第二個階段是1876—1882年，這時候他寫了兩本書，一是《人性的，太人性的》，二是《快樂的科學》，在這兩本書里面，他開展了對以基督教文化為標志的西方文化批判。最后是1882年—1888年，這六年里，他寫了許多著作，最重要的兩本是《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和《權力意志》。哲學的解讀實際上有很多方式，其中最典型的是馬丁·海德格爾百萬字的《尼采兩卷本》，在這本書里面，他把尼采描寫成一個“最后的形而上學家”，一個哲學家，認為他的“權力意志”和“永恒輪回”兩個基本概念，是對形而上學兩個基本問題的解答。“權力意志”是對哲學的本質問題即“世界的本質是什么，事物的本質是什么”等問題的解答；而“永恒輪回”是對形而上學的實存問題即“個體如何產生、如何運動和如何實現(xiàn)”等問題的解答。法國的新尼采主義雖然不會贊同海德格爾的解讀，但他們做的闡釋也還在哲學層面上。哲學的解讀也是中國學者普遍接受的。
第四種是政治哲學的解讀。孫周興認為這是最近一些年來出現(xiàn)的新趨勢，特別是美國的列奧·斯特勞斯的尼采解讀，對當前國內的尼采研究起到了重要影響。趙千帆以倫敦大學學院的校學生會禁止學生開展尼采思想研討為例，說明西方把尼采解釋成了與今天的時事相悖的思想方法。“只不過像劉小楓先生，他認為尼采這種想法是對的，我們現(xiàn)在的方向都是錯的，所以我們需要尼采，就像我們剎車閘一樣，把我們今天個時代剎住。”他認為讀尼采有助于幫我們看清尷尬的思想境地。
尼采哲學的三句話
孫周興教授在講座中指出，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今天，在中國共掀起了三次尼采思想熱潮，即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尼采熱、19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中的尼采熱、以及2000年以來的尼采熱。不同時期對于尼采思想的解讀角度是不同的，比如五四時期的啟蒙讀法，80年代的美學讀法和新世紀的政治哲學讀法。
孫周興本人更傾向于從哲學和文化批判的角度來討論尼采。他認為尼采哲學主要講了三句話，第一句是“人生是虛無的。”人有欲望，欲望要滿足，高度激烈的愿望的滿足往往會帶來痛苦和失意。這是叔本華給出的邏輯。尼采在“人生如此有限和痛苦，我們有什么理由活下來？”這一問題中，實際上已經給出了一個虛無主義的人生規(guī)定。
第二句是“文化是虛假的。”人們創(chuàng)造了宗教，人們創(chuàng)造了藝術，無非都是要論證人們活下來是有意義的。尼采舉過一個例子，希臘通過神話和早期文學，創(chuàng)造了一個光輝燦爛的希臘神話世界。但有一個問題，我們一直沒搞清楚，為什么希臘創(chuàng)造的諸神跟我們人長得一模一樣，有我們人一樣的性格，也和人一樣的干壞事？孫周興表示，尼采給出了一個解釋，他還是服氣的，尼采說因為希臘人想通過這個來證明，我們過著跟神仙一樣的日子。所以他們創(chuàng)造出來的諸神跟人是一樣的，那是一個神仙的世界，我們人活得跟神仙一樣，這根本上是一種自欺。尼采的動機很清楚，在《悲劇的誕生》里面，他深受大音樂家瓦格納的影響，瓦格納認為我們工業(yè)科學發(fā)展以后，所有的文明形式都出了問題，我們的生活世界都搞得太單調，太明白了，這個時候我們就快玩完了。所以瓦格納試圖通過藝術重建神話，以挽救文明的頹敗。尼采早期接受了瓦格納的這個思想，進一步從生命哲學角度、從生命力的提高與否的角度批判傳統(tǒng)文化，包括宗教、道德、科學和哲學等，認為傳統(tǒng)文化不外乎是一種頹廢文化，構成了對生命力的削弱和下降，在此意義上他認為文化是虛假的。
如果人生是虛無的，文化是虛假的，人活下來有什么意義呢？第三句話給出了答案：“生命是剛強的。”對于這句話，孫周興解釋道：生命是剛強的，我們最后還是有一種力量要活下來，要去戰(zhàn)斗，要去創(chuàng)造，要去面對這個虛無的世界。尼采的哲學論證了一點，生命意志通過個體的創(chuàng)造性活動，最后可以克服人生的虛無。
從這三句話中，我們可以看到尼采是一個指向當下、指向未來的哲學家。
怎樣讀尼采？
對于“怎么讀尼采”這一問題，余明鋒從形式方面總結了三點建議。
尼采在寫作的時候，他特別喜歡用“我”或者“我們”，哲學上用“我”或“我們”是很忌諱的，因為哲學要談普遍真理。所以，我們在讀尼采的時候，首先要“區(qū)分清楚尼采的視角”。他指出：“尼采說的我們是指誰們，這個誰們決定了他下面講的話是從什么視角出發(fā)講的，不要把它搞混了，搞混了，尼采就讀不懂了，就發(fā)現(xiàn)尼采全是矛盾了。”
其次要“注意尼采使用的概念可能處在不同層次上”。他舉例說：“比如道德一詞，在尼采的《善惡的彼岸》里就有好幾種概念。一種是他所謂的奴隸的道德，禁欲的道德，反自然的道德，還有一種自然的道德。還有他所謂的貴族道德或者自然道德，生命的道德。還有一種更寬泛的含義，在尼采那里可能是更重要的含義，囊括這兩個，甚至是超越這兩個，關于我們內在靈魂的統(tǒng)治秩序，這個叫道德。這樣關于秩序的道德觀念，就在不同的層次上。”
第三是要注意隱喻和一詞多義。尼采晚期有一本書叫《偶像的黃昏》，它有一個副標題，叫“如何用錘子搞哲學”。比如“錘子”這個詞，尼采說這個“錘子”不光是砸的意思，也有聽和診斷的含義，還有造型的含義。余明鋒強調：“我們在讀《偶像的黃昏》的時候，如果理解錘子的多重含義的話，就發(fā)現(xiàn)這個文本無比豐富了。”
從內容方面應該“怎么讀尼采”？對此，趙千帆作了補充。“關于尼采內容的讀法有兩種，一種是反啟蒙的，一種是啟蒙的繼續(xù)推進的，”他說，“尼采是真正把啟蒙的原則推到了它最極端的境地。他要去直面可能人性非常隱微的、我們通過自我審查或者自我欺騙想排除掉的一些思想。”
尼采與瓦格納的關系
在讀者提問的環(huán)節(jié)，“尼采與瓦格納之間的關系”這一問題引起了嘉賓們的興趣。對于這一問題，孫周興給出如下說法：尼采和瓦格納年齡上差很大，瓦格納52歲的時候，尼采只有25歲。雖然尼采這時候也算一個牛人，大學畢業(yè)即被評為教授，這在歐洲是沒有的事。但相比之下，瓦格納更牛，此時事業(yè)已經是如日中天了。那時歐洲有一個笑話，女人交往討論時會問：“聽過瓦格納了嗎？”“去了，我哭了”。這是有身份的人必須做的，必須要去哭一哭，不哭不好意思。這兩個人間非常有意思，尼采一開始是瓦格納的粉絲。原因在于瓦格納的藝術理想吸引了尼采。孫周興說，在1948年德國資產階級革命失敗后，流亡中的瓦格納寫了三部學術著作，對當代藝術做了重新規(guī)定，其中一本叫《藝術與革命》，標題就非常吸引人。瓦格納認為藝術必須承擔文化革命或者說文化革新的使命，所以他早期的著作是充滿革命性的。尼采起點的思想是瓦格納的，要求通過藝術解放人類，通過藝術（神話）重建歐洲文化，這樣的理想都是瓦格納給他的。但是到后期，瓦格納傾向于保守了，尼采在他的作品中看出了基督教，看出了奴隸道德。尼采于是開始寫一本書，叫《人性的，太人性的》，開始罵瓦格納了。這兩個人，一個大師一個小鬼，一開始他們對立不起來，而到七十、八十年代，兩個人對立得起來了，瓦格納的夫人清楚得很，他認為瓦格納身后最大的敵人就是尼采。《瓦格納事件》是在1888年，瓦格納早就死掉了，尼采才寫這本書，算個總帳，以了一生的恩怨糾結。
余明鋒表示，音樂和戲劇的關系在瓦格納那里，有點類似尼采的哲學和文學的關系，是不能分開的。如果只讀瓦格納的文本是不能理解他的，如果只聽瓦格納的音樂，也不能完全理解它，一定要一起理解。他舉了個例子：他們兩個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他們兩個什么話都沒說。但是音樂透露出一點，兩個人相愛了。兩個人都還沒意識到。這種動機性的東西，這種深刻的東西，只有把兩者結合起來，才能夠理解。如果真的理解了瓦格納的音樂和戲劇，就會發(fā)現(xiàn)他和尼采之間的關系是“非一言所能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