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澎湃新聞 徐明徽報道
在冷戰結束后的四分之一世紀里，世界格局出現巨大變化。新技術文明的發展、中國的崛起、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恐怖主義的威脅等等，這些都對西方社會造成了深遠的影響，歐美思想界的主流正在告別“歷史終結”的想象，出現了一系列具有反思與憂患意識的思想論辯。如何理解新技術和全球化條件下的文化變遷？如何展望未來世界的規范與秩序？
3月12日，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劉擎、《289藝術風尚》雜志總主筆李宗陶做客思南讀書會，介紹了當代西方思想文化潮流的新趨勢。這些年來，劉擎教授每年初都會寫一篇“西方知識界回顧”的長文對上一年西方知識界的變化做一個總結。
關于歸屬感和身份認同感
晚清以來，傳統與西方文化相遇，無論作為現代化的標準，還是競爭對手，西方從此就是中國的參照。“西方”，于中國而言有時是一個美麗的想象，有時是一個兇險的對手，有時又變成競爭關系，然后又是合作者。對于這樣一直存在又若隱若現、如影隨形的“西方背景”，無數學者都想一窺究竟，尤其是199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思想界出現極多爭論。
面對歷史潮流的沖擊，從哪些角度去思考？
劉擎說：“有幾個主題可以注意一下，我們需要對西方學術思想界有更全面的了解，也需要常常反思自己的處境，每一個人都會帶著自己的局限、偏見、角度，我最掙扎的就是這個。”
“當代發生的事情有的曇花一現，有的則能產生長久影響。比如我們目前進入的這個現代化社會，它有迷人、精彩、富有創新的一面，也有很大的問題和隱患。20世紀大思想家都會談到這個問題，對現代性的深刻反思的主題可能會很長久。現在主導西方的是自由主義、民主和市場經濟體制，這些具有批判性、思考性的主題值得我們關注，這對于中國具有參照意義。中國如何走出西方，又有自己特色的經濟、社會、政治、制度安排，這會是我留意的主題方向。”
另一個很重要的主題是歸屬感和身份認同感。在傳統社會，每一個人都是屬于一個群體，而且這個群體相對穩定，人們有比較明確的身份，或者幾種身份，彼此可以和諧兼容。但在現代社會，在高度流動當中，人很容易離開自己的家鄉、不斷變換工作，有的甚至改變了國籍。劉擎發問：“那么你屬于誰？屬于哪一個共同體？這就涉及到我是誰？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我要成為誰？這不僅是個人精神上的關切，同時在政治上也有非常大的影響，比如激進伊斯蘭的興起跟現代全球化大文明的矛盾。”
科學、技術文明的變化，技術條件會深刻改變人們的存在感，如現在的互聯網。
劉擎談到的第三個主題是科學、技術文明的變化，技術條件會深刻改變人們的存在感，如現在的互聯網。
城市化、工業化將陌生人聚集在一起，用更加有效的方式生產，這一切改變了最本質的東西——人從屬于一個穩定的共同體。“你在鄉村中生老病死會有歸屬感，當這個背景破碎，每個人的存在都產生了荒誕感，雖然這是人為的，一旦長久就會變成自然。在我看來，‘現代性’是將許多負擔、責任交給個人，而不是分擔的時代。高度自由選擇的另一面是巨大的負擔。不同的人在一起生活，怎樣才能維護既保證個人多樣性又和平共處的狀態？這就是自由和秩序的問題，在古代相對來說容易解決，在現代則困難很多。對中國不易，對西方來說也不易。”
“冷戰結束后，西方過度自信”
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不是終級價值，是有條件的。自由主義如今面臨的困境，西方思想學者早已開始思考和反省。劉擎介紹：“十幾年下來有一個變化，冷戰結束時期西方的狀態是過度自信，包括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福山（日裔美籍學者）提出的歷史終結論認為，歷史故事不管怎么上演，結局已經決定，大家都殊途同歸要走向民主。冷戰結束后，西方憂患意識加重，這與幾個因素有關：1989年后的十年，左派低迷；等到《21世紀資本論》出現時左派再度抬頭，資本主義能不能像自由、民主那樣公正兌現，這也成為一個問題。外部因素是中國的崛起是否會改變歷史進展。第三個問題是伊斯蘭激進主義的興起，這是被歷史遮蔽了很長時間的問題。冷戰后的兩種現代秩序，西方陣營的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淹沒了另外一個秩序，就是伊斯蘭文明秩序，它的堅持和現代性，所有觀念高度緊張。冷戰時期，美、蘇在阿拉伯世界將其肢解，但伊斯蘭文明秩序一直潛伏著。全球化之后，一直沒有得到解決的伊斯蘭秩序問題就爆發出來。”
“冷戰終結后，我與幾位自由派思想界學者交流。其中一位認為，之所以成為自由主義并不是要當自由主義者，而是愛一個好的政府，后來發現自由主義是能夠把共和國的精神跟現代興起的個人權力機制結合起來，但沒有意識到它是有特定條件的，比如自由貿易。如果真的堅守自由主義信條，西方競爭得過中國嗎？打得過印度嗎？所以西方社會做了很多貿易保護的事情。所以也有聲音認為‘自由主義的鼎盛就是我們的悲劇’。”但劉擎表示，自由主義將來的發展暫時看不清楚。
劉擎還介紹了一位同行的觀點：“這位朋友是一個比較成熟的，比較謹慎的自由主義者，他曾和我提到一個問題，‘民主’從古希臘后的幾個世紀里都是個壞詞，到了17、18世紀才開始變成一個政體，到19世紀才轉變為一個比較好的政體，到了20世紀末期終于被說成唯一正當的政體。美國人覺得其他國家的百姓難道不要人權、自由、法律公正嗎？不要政府好好地管理百姓嗎？問題很簡單，都需要，但是不容忽視的是，這些人愿意承擔相應的代價嗎？個人主義的文化有種對傳統的顛覆，甚至摧毀，對共同體忠誠感的破壞，這是大家都愿意接受的現代性的代價嗎？自由民主，大家只看到成功的，還有無數失敗的，有的轉變更糟糕。也有人說，這是轉型陣痛，要更壞才能更好。但更壞的時間是多長？這位同行認為，美國將民主制度強加給他人是錯誤的，暴露了政治想象的貧瘠。”
關于人工智能的思考
近日， AlphaGo與世界圍棋冠軍職業9段李世石進行了舉世矚目的“人機大戰”。開始并不被外界看好的AlphaGo取得首勝，并連勝三輪，在第四輪時才敗給了人類。這一對戰掀起了社會對于人工智能的關注熱潮。
機器人的智能不僅能模仿人的智能，而且可能將會超越人的智能，甚至機器人可能反過來控制人類，這對人類前景意味著什么？在思南讀書會上，劉擎對這一熱點話題也提出了自己的疑問：“爭論的背后有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人是不是機器？什么是思考？”
18世紀中葉，法國思想家拉美特里在《人是機器》中認為，所有可見的生命與非生命的存在形式，都源自粒子和力，在物理的生命力量之外沒有其他空間。也就是說人的一切行動，包括意識、情感等等 “神秘” 的靈性活動，被轉換為物理的、神經的、粒子的運動。持有 “物理主義” 立場的學者，相信人沒有什么神秘的部分，一切都是物理性的，只不過更為復雜而已。
另外一種二元論看法，人有身體的一部分、有物質的部分、有生理的部分，我們也有神秘的意義，有自我意識、感覺、直覺、想象，這些東西我們說不清楚，但是它們存在。這是兩種關于人的本體論的看法。但現在相信‘物理主義’的人越來越多，這個挺可怕。”劉擎說。馬克斯·韋伯（德國社會學家、哲學家）認為，現代化是一個 “祛除魅力” 的過程。人類本身最后的神秘性似乎也要被祛魅了。很難說這到底令人欣喜還是沮喪。
“現在還有一種極端的觀點，比如英國皇家學會前主席、劍橋大學天體物理學家里斯（Martin Rees）甚至認為，從長程演化論的觀點看，人的出現似乎只不過是為了發明出更卓越的超級智能的存在。無論我們如何界定 ‘思維’，人類的有機體思維只是超大尺度的演化進程中的一個階段，其思維的速度與強度終將被機器智能所淘汰，尤其在量子計算機誕生之后。生物大腦的抽象思維奠定了所有文化與科學的基礎，但這只是一個短暫的歷史前奏，是通向‘非有機體的后人類時代更強有力的智慧’。”
劉擎指出，人類正處在新的技術文明大突破的前夜，可能會改變世界圖景，改變人類的自我理解方式和存在方式。這對我們傳統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安排，都有難以估量的影響。但無論如何，技術文明讓我們重新思考——人作為道德的、文化的、精神的和政治的存在究竟意味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