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歷來是中國文學的重鎮，對中國文學的發展一直有著深遠的影響。上世紀30年代，全國知名的作家、詩人、學者、出版人便云集上海，是座名副其實的文化大碼頭。到了當代，從上海又走出了很多著名的作家、理論家，同時也有多家享譽全國的文學雜志，如國內頂級純文學刊物《收獲》、以中短篇作品見長的《上海文學》雜志、還有以青年人為主要受眾的青春文學品牌雜志《萌芽》等，它們對上海乃至全國的發展都有重要的貢獻。
擔任客串主持的《萌芽》執行主編傅星說："在我們心目中，整個作家協會收獲就是老大，老二是上海文學。而萌芽顧名思義，作者總是先到我們的萌芽來，然后到上海文學，到最后我們的收獲雜志。所以先請《收獲》雜志執行主編程永新率先發言。"
程永新先是回憶了自己整個工作成長的經歷，是從趙麗宏的辦公室開始，上海文學主編社長的辦公室開始的："30多年前，我到作協實習。一晃整整32年過去了。"
程永新表示，這幾十年里中國當代文學其實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用余華的一句話說，西方人用幾百年的時間，400年、500年的時間經歷過的事情，我們用幾十年來經歷的。從剛開始的上海文學，后來是尋根文學，改革文學，先鋒文學等等，在十年里面經歷的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但是就是因為這么急速發展的變化，才迎來了90年代到新世紀的一種文學的繁榮。而后隨著社會轉型，文學慢慢被邊緣化，大眾對于文學的熱情也漸漸弱化。這個中間對我感觸最深的，是經歷了這么一個由高往低的一個過程。可能我們職業編輯會感到有一點沮喪，突然文學的熱情退了以后，其實是有點失重的感覺。但是慢慢的我們習慣了這種文學的邊緣化，而且我們覺得可能也不是生活當中、社會當中特別重要的，它是重要的，但是又不是唯一重要的。所以我覺得這個位置我們慢慢地把它定位定得比較清晰了。"
程永新對現場讀者說，編輯帶給他最大的啟示在于做人。"這幾十年里面交了很多文學界的朋友，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的東西。我想比較多的就是人的一種精神的，或者是關于內心、心靈的給予的那種啟發、啟迪。寫文章就是悟到的東西，跟你的天賦，你的閱歷，生活的經歷有關。但是也一定跟做人有關，是要在生活當中慢慢會去體會、感悟的。我對此的感觸特別深。"
《上海文學》常務副總編、《繁花》的作者金宇澄隨即補充："在80年代末，有一個非常好的電視劇叫《編輯部的故事》。雖然是人生指南的故事，但是這里面對編輯的狀態的刻畫，是非常真實的。各式各樣的人匯到編輯部來，通過每一個人的稿子去發現一個人，或者是發現他的局部。編輯最大的閱讀量不是書籍，而是來稿。所以文學編輯可能是最最了解作者，從作者的角度了解文學的。"80年代的時候在工廠的文化部的金宇澄在《萌芽》雜志發了一部小說，隨后參加了作協的青創會，又在《上海文學》發了小說，之后調到《上海文學》來。在80年代、90年代初這段時間，又在《收獲》發表小說。用金宇澄自己的話來說，他就是熱愛文學的一個人物，一個標本。
而《萌芽》雜志執行主編李其綱則表示自己的經歷與前兩位主編有所不同："我做編輯的體會和他們真的不一樣。萌芽自創辦到現在，定位始終非常清楚，就是培養青春作家。當時辦刊宗旨是魯迅先生的一句話，為萌芽培養新戰士。我們的作者年紀永遠青春。它讓你的心態年輕。我覺得正因工作上這個特殊之處影響到我的心態，影響到我對這個世界，最起碼對這些青春的孩子不隔膜，我能通過他們的文字感受到他們在想些什么，他們有些什么小憂傷、小憂愁。"
傅星回憶當時郭敬明的小說《幻城》的發表以及背后的故事，引起了現場讀者的興趣："那時我記得找不到頭條稿子，文章都比較普通，比較一般。我正焦慮的時候，就順便從來稿里多看了兩篇，就突然看到了這篇文章。他當年還是一個自貢的高三生。他寫的是一個很虛擬的空間，里面有一些很虛幻的東西，但是我覺得那些感受非常真實的，而且語言非常華麗。感覺好像不一般和我們以往發的那些花花草草，小情小調的校園愛情不一樣，很有意思。現在回想起來，有很多這樣的回憶，有時候覺得我們做了半輩子這樣的編輯，有很多的作者從我們這里起來，進入上海文學，進入收獲，或者進入其他的，更高的平臺。我們也覺得蠻欣慰的，這也是蠻好的事情。"
程永新還在回憶與優秀作家們交往的故事中，特別提到了和作家王朔相識的有趣經歷："王朔80年代發第一個作品，叫《頑主》。原來他起了一個名字叫《五花肉》，很有意思。他寫一批年輕人做生意，各種特色。五花肉就是對于這群人貼切的比喻。后來覺得作為小說名字有點覺得不雅，而《頑主》跟北京的地域性和北京的文化又比較貼近。后來這部作品就一下子火了。"
對于王朔本人，程永新這樣闡述第一印象："當時我看了王朔的《空中小姐》，覺得這個人特別會寫故事，至少是吸引我。我就寫了一封信給了他，后來就一直保持著來往了。當時他來我們辦公室時穿了一雙拖鞋，理了一個平頂頭跑進來，也沒大沒小的。"
盡管一開始是這么一種感覺，但是后來慢慢看到了王朔身上的過人之處："他做人的方面給你的印象特別深。他做生意、搞影視都特別認真，還熱情好客。他思想非常的敏捷、睿智，喜歡用一些特殊的方式，特殊的表達。他是用一個平民化的姿態來表達一些知識分子的東西。他是反知識分子的，但是他表達的一些東西是我們知識分子不敢去說的，這個印象也非常深。"
程永新還說，前幾天《收獲》編輯部找到了一張小字條，上面是關于巴金對張賢亮一篇小說的評價，那篇小說就是曾經在上世紀80年代轟動一時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據他回憶，當時那個小說發表了以后，讓一些女作家們非常不滿。后來有話就傳到了冰心大姐的耳朵里，她就打電話給巴金。巴金很重視冰心的意見，但看完小說后覺得，這篇小說確實有點"黃"，但是寫得確實好。該紙條記錄的就是巴金當時看完這部小說后的感想。
程永新稱："巴金當時給我們說的那個感覺，就像給我們吃了一顆定心丸一樣。其實文學對這個社會，對這個時代的進步，能夠提供一點點有意思的東西。比如對于情色的描寫，有著一次次的突破。在這個上面一點點小的突破，其實是推動了這個時代的進步。因為它讓我們的眼界，我們的認識更開闊。因為本來是一個很美好的事情，可是因為我們的這種約定俗成，我們的歷史過往，讓你產生一種錯覺，覺得這些東西是不可以描寫的，變成了一個禁區，這是很奇怪的事情。這個尺度怎么來把握？這是我們辦刊物的人經常遇到的。"
活動最后的現場互動環節，來自四面八方的文學愛好者紛紛對臺上四位主編提出了自己心中所惑。有觀眾提問說，幾位主編同時也是作家，那么怎樣做好編和寫之間的過度。
金宇澄回答，我本人認為編輯不能很好地兼顧寫作。你寫作以后，肯定看稿子不認真了，除非你是一個工作量不是很大的編輯。但假如你平時工作要看很多稿子，自己還要寫很多作品，看稿的質量肯定是非常差。我后來寫過一篇長篇小說是因為我后來年紀大了，是這個原因。在我整個中年時代，是因為看稿子之后，我形成了一個非常挑剔的眼光。因為立場不一樣，寫作的立場和編輯的立場不一樣的，不可能是白天你挑剔別人，晚上鼓勵自己寫東西。
傅星補充說，曾經萌芽要求所有編輯必須首先是作者。但市場化之后，我們又有一個要求，你必須不是作家才能當編輯。因為你做編輯是一個職業，要編稿，要策劃，要營銷，你沒有精力來同時兼顧。
對于稿件的選擇，不少作者猜疑，如果這篇稿子的作者是編輯部認識的，可能就會發表；反之發表概率就很低。金宇澄明確表示，"我們做編輯的，不僅是我們這本雜志，所有的中國文學編輯，絕對是看稿子，發表的大量稿件都是不認識的作者，極少部分是見過面認識的。"
金宇澄說道："如果你是一個有才華的作者，你是絕對不會埋沒的。你可能會被疏忽。但東方不亮西方亮，你肯定會被發現。因為我們現在雜志特別多，這也是世界上少有的。"他坦言，"每一個編輯部都差不多，中等的稿子特別多，永遠是缺少最好的小說。如果我手頭有十篇最棒的小說，我絕對不敢把它一期都發掉，因為不知道接下來會遇到什么。"